Story 2
第二篇 红发会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去拜访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发现他正同一位身材肥胖、面色红润、头发火红的老先生深谈。我为自己的冒昧打扰道了歉,正要退出去,福尔摩斯却一把将我拉进屋里,随手关上了门。
“我亲爱的华生,你来得正是时候,再好不过了。”他亲切地说。
“我还怕你正忙着呢。”
“我是在忙。忙得很。”
“那我可以到隔壁屋里等着。”
“完全不必。威尔逊先生,这位先生在我许多最成功的案子里都是我的搭档和助手,我毫不怀疑,在您的案子里他也会对我大有用处。”
那位胖先生从椅子上欠了欠身,点头致意,那双被肥肉包围着的小眼睛飞快地朝我投来疑问的一瞥。
“坐那张长沙发吧。”福尔摩斯说着,又坐回他的扶手椅里,把十指的指尖抵在一起,这是他进入评判状态时的习惯。“我亲爱的华生,我知道你和我一样,喜爱一切离奇古怪、超出常规、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单调琐事的东西。你热心地把我的那么多小小的冒险经历记录下来——请恕我直言——还多少作了些渲染,这份热情就表明了你对这类事情的兴致。”
“你的案子确实让我极感兴趣。”我说。
“你应该记得,前几天,就在我们着手研究玛丽·萨瑟兰小姐提出的那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之前,我说过,要寻求奇特的效果和不同寻常的组合,我们就必须到生活本身中去寻找,生活总是比任何想象都要大胆得多。”
“对这个论点,我当时冒昧地表示过怀疑。”
“你是怀疑过,医生,但你终究还是得接受我的观点,否则我就会把一个又一个事实堆到你面前,直到你的理智在它们的重压下崩溃,承认我是对的。好了,这位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今天上午好意来访,开始讲一件事,看来这是我好久以来听到的最离奇的事情之一。你听我说过,最奇怪、最独特的事情,往往不是同大案子,而是同小案子联系在一起的,有时甚至让人怀疑究竟有没有发生确凿的罪行。就我目前听到的情况来说,我还说不准眼下这个案子是不是一桩犯罪,但事情的经过无疑是我听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之一。威尔逊先生,也许您能劳驾再从头讲一遍。我这样请求您,不仅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医生没听到开头的部分,也因为这件事的性质很特殊,我急于从您嘴里听到每一个可能的细节。一般说来,只要我听到一点有关事情经过的线索,就能凭着记忆中成千上万件类似的案子来指导自己。而这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据我所知,这些事实是独一无二的。”
这位肥胖的委托人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情挺起胸膛,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他伸着脑袋,把报纸摊平在膝盖上,顺着广告栏往下看。这时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并且学着我同伴的样子,努力从他的衣着和外表上看出些什么来。
然而,我的观察并没有多大收获。我们这位来客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英国小商人的样子:肥胖、自负、迟钝。他穿着一条相当肥大的灰色格子呢裤子,一件不怎么干净的黑色礼服大衣,前襟敞着,一件土褐色的背心,上面挂着一条沉甸甸的黄铜阿尔伯特式表链,还有一块中间穿孔的方形金属片垂下来作装饰。他身旁的椅子上放着一顶磨损了的大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大衣的丝绒领子皱巴巴的。总之,无论我怎么看,这个人除了一头火红的头发,以及脸上那种极其懊恼和不满的表情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
夏洛克·福尔摩斯敏锐的目光看出了我在做什么,他注意到我疑问的眼神,笑着摇了摇头。“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他曾经干过体力活,他吸鼻烟,他是共济会会员,他到过中国,最近他写过大量的东西,此外我就推断不出什么来了。”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在椅子上猛地坐直了,食指仍按在报纸上,眼睛却盯着我的同伴。
“我的老天,这些您都是怎么知道的,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比如说,您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这千真万确,我最初是当船上的木匠的。”
“您的手,我亲爱的先生。您的右手比左手大了整整一号。您用右手干活,所以肌肉更发达。”
“好吧,那么鼻烟和共济会呢?”
“我不想告诉您我是怎么看出来的,那样就是小看您的智力了,何况您还戴着一枚弧形和圆规图案的胸针,这多少违反了你们会里的严格规定。”
“啊,当然,我忘了这个。那么写东西呢?”
“您右边的袖口有五英寸那么一段磨得发亮,左边袖子靠近胳膊肘的地方有一块磨平了,那是您趴在书桌上写字的地方,这还能说明什么呢?”
“好吧,那么中国呢?”
“您右手腕上方刺的那条鱼,只可能是在中国刺的。我对文身做过一点研究,甚至还为这方面的文献出过一份力。把鱼鳞染成淡淡的粉红色,这种手法是中国特有的。再加上我看到您的表链上挂着一枚中国钱币,事情就更简单了。”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哈哈大笑。“哎呀,真没想到!”他说,“我起初还以为您干了件多么高明的事,原来说穿了也没什么。”
“华生,”福尔摩斯说,“我开始觉得,我解释出来是犯了个错误。你知道,‘Omne ignotum pro magnifico’,我这点可怜的小名声,要是我这样坦白,就要触礁沉没了。威尔逊先生,您找不到那则广告吗?”
“找到了,现在找到了。”他答道,又粗又红的手指按在那一栏的中间,“就在这里。一切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您自己念念吧,先生。”
我从他手里接过报纸,念道:
“致红发会:兹因已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人以西结·霍普金斯之遗赠,现会中又有一名额出缺,入选会员每周可领薪金四英镑,所任职务纯属挂名。凡身心健全、年满二十一岁之红发男子,均可应征。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亲至舰队街波普院七号本会办事处,向邓肯·罗斯申请。”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把这则非同寻常的启事念了两遍以后,不禁叫了起来。
福尔摩斯咯咯地笑着,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这是他兴致高昂时的习惯。“这有点不同寻常,是不是?”他说,“好了,威尔逊先生,您就从头开始,把您自己、您的家庭,以及这则广告对您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统统讲给我们听吧。医生,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
“是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纪事晨报》。正好是两个月以前。”
“很好。现在,威尔逊先生,请讲吧?”
“唔,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杰贝兹·威尔逊擦着额头说,“我在伦敦城附近的科堡广场开了一家小当铺。生意不大,近几年来只不过勉强糊口而已。我以前雇得起两个伙计,现在只雇一个了;要不是他愿意拿一半的工钱来学做生意,我连他也雇不起。”
“这位肯帮忙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夏洛克·福尔摩斯问道。
“他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其实也不怎么年轻了。他的年纪很难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机灵的伙计了;我也很清楚,他本可以找个更好的差事,挣到比我给他的多一倍的钱。可是,说到底,既然他自己满意,我又何必去让他动别的念头呢?”
“是啊,何必呢?您能有一位工钱低于市价的雇员,看来真是太幸运了。在如今这个时代,做雇主的可很少碰到这种事。我看您这位伙计跟您那则广告一样不同寻常。”
“哦,他也有他的毛病,”威尔逊先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迷照相的家伙。本该长进长进学问的时候,他却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然后又像兔子钻洞似的钻进地下室去冲洗照片。这是他的主要毛病,不过总的来说,他干活还是挺卖力的。他没什么坏心眼。”
“我想他现在还在您那里吧?”
“是的,先生。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姑娘,做点简单的饭菜,打扫打扫屋子——我家里就只有这几个人,因为我是个鳏夫,从来没有过家小。先生,我们三个人过得很安静;就算别的什么也做不到,至少我们有个安身之处,也不欠人家的债。
“头一件扰乱我们生活的事就是那则广告。整整八个星期前的今天,斯波尔丁手里拿着就是这张报纸,走进店里来,说:
“‘威尔逊先生,我真希望老天爷让我长一头红头发。’
“‘这是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他说,‘红发会又有一个空缺了。谁要是能得到它,就等于发了一笔小财。我听说空缺比人还多,那些受托人正为怎么处理那笔钱伤透了脑筋。只要我的头发能变个颜色,这里就有个现成的好差事等着我去干。’
“‘哦,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您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个很少出门的人,我的生意是自己找上门来的,用不着我出去兜揽,所以我常常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跨出门槛一步。这样一来,外面的事我就知道得不多,总是很乐意听到一点新闻。
“‘您从来没听说过红发会吗?’他睁大眼睛问道。
“‘从来没有。’
“‘哎呀,这我可真奇怪了,因为您自己就有资格去补其中的一个空缺。’
“‘那能值多少钱呢?’我问道。
“‘哦,一年不过两百镑罢了,可是活儿很轻松,也不怎么妨碍人干别的营生。’
“唔,您很容易想到,这话让我竖起了耳朵,因为这几年生意不太好,要是能额外多挣两百镑,那可就太方便了。
“‘你把这事全都讲给我听听。’我说。
“‘好吧,’他说着,把广告指给我看,‘您自己可以看到,红发会有个空缺,这里写着申请详情的地址。据我所知,红发会是一个美国百万富翁以西结·霍普金斯创办的,这个人的脾气非常古怪。他自己就是红头发,对所有红头发的男人都怀有深切的同情;所以,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把他那笔巨大的财产交给了几位受托人,嘱咐他们用利息给头发是那种颜色的男人提供轻松的差事。据我听说,报酬丰厚,活儿却很少。’
“‘可是,’我说,‘会有成千上万个红头发的男人去申请的。’
“‘没有您想的那么多,’他答道,‘您瞧,这实际上只限于伦敦人,而且是成年男子。这个美国人年轻时是从伦敦起家的,他想给这座老城做点好事。还有,我听说,如果您的头发是浅红色或者深红色,或者不是那种真正鲜亮的、火焰般的、火红的颜色,那申请也没用。威尔逊先生,要是您有心去申请,准能一去就成;不过,为了区区几百镑,也许不值得您费这番周折。’
“先生们,事实上,正像你们亲眼看到的那样,我的头发颜色非常浓重鲜亮,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件事要竞争的话,我的机会不比我见过的任何人差。文森特·斯波尔丁好像对这件事知道得很多,我想他也许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就吩咐他当天把店门的百叶窗关上,马上跟我一起去。他巴不得放一天假,于是我们就关了店门,照着广告上给的地址出发了。
“福尔摩斯先生,那样的场面,我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了。凡是头发里带一点红色的男人,都从四面八方赶进城里来应征这则广告。舰队街上挤满了红头发的人,波普院看上去就像小贩的橘子车。我真想不到,单单一则广告就能把全国这么多红头发的人召集到一起。各种深浅的颜色都有——稻草黄、柠檬黄、橘黄、砖红、爱尔兰塞特犬那样的红、猪肝红、陶土红;可是,正像斯波尔丁说的,真正火焰般鲜亮的颜色的人并不多。我看到那么多人在等,绝望得想就此作罢;可是斯波尔丁不听。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办到的,他又推又拉,又顶又撞,硬是把我从人群里带了过去,一直到了通往办事处的台阶前。楼梯上有两股人流,一些人满怀希望地往上走,另一些人垂头丧气地往下走;我们也尽量挤了进去,不久就到了办事处里。”
“您的经历真是有趣极了,”福尔摩斯说,这时他的委托人停了下来,吸了一大撮鼻烟提提神,“请继续讲您这番非常有意思的叙述吧。”
“办事处里除了两把木椅和一张松木桌子以外,什么也没有,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的头发比我的还要红。每个应征的人走上前去,他都跟人家说几句话,然后总能挑出点毛病来,取消人家的资格。看来,要得到一个空缺毕竟没那么容易。不过,轮到我们的时候,这个小个子对我比对其他任何人都要客气得多,我们一进去,他就关上了门,好跟我们私下谈谈。
“‘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我的伙计说,‘他愿意来补会里的一个空缺。’
“‘他再合适不过了,’对方答道,‘他样样条件都具备。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好的头发。’他向后退了一步,歪着头,盯着我的头发看,直看得我很不好意思。接着他突然冲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热烈地祝贺我成功。
“‘再犹豫就是不公平了,’他说,‘不过,我相信您会原谅我采取一个理所当然的预防措施。’说着,他用双手揪住我的头发使劲拽,疼得我叫了起来。‘您眼里有泪水了,’他放开我时说,‘我看一切都没问题。可是我们不得不小心,因为我们已经两次被假发骗过,一次被染料骗过。我可以给您讲讲用鞋匠蜡作假的故事,听了准叫您对人性感到厌恶。’他走到窗前,扯着嗓子朝外面大声宣布,空缺已经补上了。楼下传来一阵失望的叹息声,人们朝四面八方散去,最后除了我和那位经理的红头发以外,再也看不到一个红头发了。
“‘我的名字,’他说,‘叫邓肯·罗斯先生,我自己也是靠我们那位高尚的恩人留下的基金领取津贴的人之一。威尔逊先生,您结婚了吗?有家小吗?’
“我回答说没有。
“他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哎呀!’他严肃地说,‘这可就很严重了!听您这么说,我很遗憾。这笔基金当然既是为了供养红发人,也是为了让红发人繁衍兴旺。您是个单身汉,这实在太不幸了。’
“福尔摩斯先生,听了这话,我的脸也拉长了,以为我终究还是得不到这个空缺了;可是他考虑了几分钟之后,说这也没关系。
“‘要是换了别人,’他说,‘这一点也许就是致命的缺陷,可是对于一个长着您这样一头头发的人,我们必须通融一下。您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担任新职务呢?’
“‘唔,这有点不方便,因为我已经有一份生意了。’我说。
“‘哦,这个您不必操心,威尔逊先生!’文森特·斯波尔丁说,‘我可以替您照看。’
“‘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问道。
“‘十点到两点。’
“福尔摩斯先生,当铺的生意大多是在晚上做的,特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就在发薪日之前;所以上午出去挣点钱,对我再合适不过了。再说,我知道我的伙计是个好人,有什么事他都会照料的。
“‘这对我很合适,’我说,‘薪水呢?’
“‘每周四英镑。’
“‘工作呢?’
“‘纯属挂名。’
“‘您说的纯属挂名是什么意思?’
“‘嗯,您必须一直待在办事处里,至少也得待在这栋楼里。要是您离开了,就永远失去您的整个职位。遗嘱在这一点上说得非常清楚。在那段时间里,您只要离开办事处一步,就算不符合条件。’
“‘一天只有四个小时,我是不会想到要离开的。’我说。
“‘任何借口都不管用,’邓肯·罗斯先生说,‘生病也好,有事也好,什么都不行。您必须待在那里,否则就会丢掉这个差事。’
“‘那么工作呢?’
“‘就是抄写《不列颠百科全书》。那边柜子里有第一卷。墨水、笔和吸墨纸您得自备,不过我们提供这张桌子和椅子。您明天能来吗?’
“‘当然能。’我回答。
“‘那么,再见了,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让我再一次祝贺您幸运地得到了这个重要的职位。’他鞠躬把我送出屋子,我就和我的伙计一起回家了,我为自己的好运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才好。
“唉,我把这件事想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情绪又低落下来了;因为我已经完全说服了自己,认定整件事一定是个大骗局或者大圈套,虽然我想象不出它的目的是什么。居然有人会立下这样的遗嘱,或者肯为抄写《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简单的事情付这么多钱,这简直完全令人难以置信。文森特·斯波尔丁尽力给我打气,可是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说服自己,对整件事不抱指望了。不过,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决定无论如何去看一看,于是我买了一便士一瓶的墨水,带上一支鹅毛笔和七张大页书写纸,动身去了波普院。
“嘿,让我又惊又喜的是,一切都再好不过了。桌子已经给我摆好了,邓肯·罗斯先生也在那里,看着我正式开始工作。他让我从字母A开始抄,然后就走了;不过他不时会进来看看我是否一切都好。到了两点钟,他跟我道了别,夸我抄得多,然后在我身后锁上了办事处的门。
“福尔摩斯先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到了星期六,经理进来,把四个金镑往桌上一放,作为我这一周的报酬。下一周也是这样,再下一周还是这样。我每天上午十点到那里,下午两点离开。渐渐地,邓肯·罗斯先生变得每天上午只来一次,再过些时候,他干脆就不来了。当然,我仍然一刻也不敢离开那间屋子,因为我说不准他什么时候会来,而且这个差事这么好,这么适合我,我可不愿冒丢掉它的风险。
“八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已经抄完了A字头下的男修道院院长、射箭、盔甲、建筑和阿提卡这几个条目,还希望只要勤奋,不久就能抄到B字头了。光是大页纸就花了我一些钱,我抄写的东西差不多已经堆满了一个书架。可是突然之间,整件事就结束了。”
“结束了?”
“是的,先生。就在今天早上。我照常十点钟去上班,可是门关着,上了锁,门板中间用一枚图钉钉着一小块方纸板。就是这个,您自己念吧。”
他举起一块大约信纸大小的白纸板。上面是这样写的:
“红发会业已解散。一八九〇年十月九日。”
夏洛克·福尔摩斯和我打量着这则简短的启事和启事后面那张愁眉苦脸的面孔,直到这件事滑稽的一面完全压倒了其他一切考虑,我们两人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我们的委托人嚷道,一直红到了他那火红的发根,“如果你们除了笑话我就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我可以到别处去。”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把半站起身的他又推回椅子里,“无论如何我都不愿错过您的案子。它不同寻常得令人耳目一新。可是,请恕我直言,这件事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可笑。请问,您发现门上的纸板以后,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惊呆了,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到附近的几家办事处去问,可是好像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最后,我去找房东,他是个会计师,住在一楼,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红发会怎么样了。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团体。我又问他邓肯·罗斯先生是谁。他回答说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嗯,’我说,‘就是四号房间的那位先生。’
“‘什么,那个红头发的人?’
“‘是的。’
“‘哦,’他说,‘他叫威廉·莫里斯。他是个律师,在他的新办公处准备好之前,暂时借用我的房间。他昨天搬走了。’
“‘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哦,在他的新办公处。他倒是把地址告诉过我。对了,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爱德华国王街十七号。’
“福尔摩斯先生,我马上就去了,可是到了那个地址一看,那是一家制造假膝盖骨的工厂,那里的人谁也没听说过威廉·莫里斯先生,也没听说过邓肯·罗斯先生。”
“那后来您又做了什么呢?”福尔摩斯问道。
“我回到萨克斯-科堡广场的家里,听取了我那伙计的意见。可是他一点忙也帮不上。他只能说,如果我等一等,会收到信的。可是这还不够,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想不作任何努力就丢掉这么好的一个差事,所以,我听说您肯好心地给需要帮助的穷苦人出主意,就直接来找您了。”
“您做得非常明智,”福尔摩斯说,“您的案子非同寻常,我很乐意调查一下。从您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件事背后可能牵涉到比乍看起来更严重的问题。”
“够严重的了!”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嘿,我每周损失了四镑呢。”
“就您个人而言,”福尔摩斯说,“我看您对这个不同寻常的会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据我所知,您反而多挣了三十来镑,更不用说您还获得了字母A下面每一个条目的详尽知识。您并没有因为他们损失什么。”
“没有,先生。可是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底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跟我开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个玩笑的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个玩笑可开得相当昂贵,花了他们三十二镑呢。”
“我们会尽力为您弄清楚这些问题的。首先,威尔逊先生,我要问一两个问题。您这个最先提醒您注意那则广告的伙计——他当时在您那里干了多久?”
“那时大约一个月。”
“他是怎么来的?”
“是看到招工广告来应聘的。”
“只有他一个人来应聘吗?”
“不,有十来个人。”
“那您为什么挑中了他?”
“因为他手脚利索,又不要多少工钱。”
“其实就是一半的工钱。”
“是的。”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长什么样子?”
“个子矮小,身体结实,动作非常敏捷,脸上没有胡子,尽管他已经快三十岁了。额头上有一块被酸液溅过的白斑。”
福尔摩斯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显得十分激动。“我早就料到了,”他说,“您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上有戴耳环的耳洞?”
“注意到了,先生。他告诉我那是他小时候一个吉卜赛人给他扎的。”
“嗯!”福尔摩斯说着,又靠回椅子上,陷入了沉思,“他现在还在您那里吗?”
“哦,是的,先生;我刚刚才离开他。”
“您不在的时候,您的生意一直有人照料吗?”
“没什么可抱怨的,先生。上午本来就没多少事。”
“好了,威尔逊先生。一两天之内,我很乐意就这件事给您一个意见。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到星期一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好了,华生,”我们的来客走后,福尔摩斯说,“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一点也看不出名堂来,”我坦白地回答,“这真是一件极其神秘的事。”
“一般说来,”福尔摩斯说,“一件事越是离奇古怪,结果往往越不神秘。真正令人困惑的,倒是那些平平常常、毫无特点的罪行,正如一张平平常常的面孔最难辨认一样。不过,这件事我必须抓紧办。”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我问道。
“抽烟,”他答道,“这可是个要抽满三斗烟才能解决的问题,请你五十分钟之内不要跟我说话。”他蜷缩在椅子里,把瘦削的膝盖一直提到他那鹰钩鼻子跟前,就那样闭着眼睛坐着,那只黑色的陶土烟斗向前伸出,像某种怪鸟的喙。我断定他已经睡着了,其实我自己也在打盹,这时他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那神情就像一个下定了决心的人,他把烟斗放在了壁炉台上。
“今天下午萨拉萨蒂在圣詹姆斯会堂演奏,”他说,“你看怎么样,华生?你的病人能让你离开几个小时吗?”
“我今天没什么事。我的诊所从来都不怎么忙。”
“那就戴上帽子走吧。我要先去一趟伦敦城,我们可以在路上吃点午饭。我注意到节目单上有不少德国音乐,比起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那更合我的口味。德国音乐是内省的,而我正想内省一下。走吧!”
我们乘地铁到了奥尔德斯盖特;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萨克斯-科堡广场,也就是我们上午听到的那个离奇故事的发生地。这是一个狭小局促、破旧而又硬撑门面的地方,四排灰暗的两层砖房朝着一块围着栏杆的小空地,空地上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几丛枯萎的月桂树,在烟雾弥漫、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艰难地挣扎着。一座拐角的房子上挂着三个镀金的圆球和一块棕色的招牌,招牌上用白字写着“杰贝兹·威尔逊”,表明这里就是我们那位红头发委托人做生意的地方。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房子前面停下脚步,歪着头,把它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他眯着眼睛,眼光在眼皮之间闪闪发亮。然后他沿着街道慢慢走上去,又走回到拐角,仍旧敏锐地注视着那些房子。最后他回到当铺门前,用手杖使劲在人行道上敲了两三下,然后走到门口敲门。门立刻开了,一个看上去很机灵、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请他进去。
“谢谢,”福尔摩斯说,“我只是想问一下,从这里到河岸街怎么走。”
“第三个路口右转,第四个路口左转。”伙计马上回答,随即关上了门。
“那是个精明的家伙,”我们走开时,福尔摩斯说,“依我看,他在伦敦的精明人里能排第四;至于胆量,我说不准他是不是可以排第三。我以前就对他有所了解。”
“显然,”我说,“在这个红发会之谜里,威尔逊先生的伙计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我敢说,你去问路只是为了看看他。”
“不是看他。”
“那是看什么?”
“看他裤子的膝盖。”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我料想会看到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敲人行道?”
“我亲爱的医生,现在是观察的时候,不是谈话的时候。我们是在敌国的间谍。我们对萨克斯-科堡广场已经有所了解了。现在我们来探一探它后面的地方。”
我们从僻静的萨克斯-科堡广场拐过街角,眼前这条大路同广场的反差,就像一幅画的正面同背面一样大。这是把伦敦城的车流运往北面和西面的主要干道之一。车道上挤满了川流不息的商业车辆,一进一出,形成两股巨大的洪流,人行道上黑压压的全是匆匆赶路的行人。看着那一排漂亮的商店和气派的商业大楼,真难想象它们的另一面竟然紧挨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衰败而死气沉沉的广场。
“我看看,”福尔摩斯说,他站在拐角处,顺着那一排房子望过去,“我想记住这里房子的顺序。准确地了解伦敦是我的一个嗜好。这是莫蒂默烟草店,那是一家小报亭,然后是城市与郊区银行的科堡分行、素食餐馆,还有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厂。这就一直到了另一个街区。好了,医生,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该去玩一玩了。来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后就到小提琴的世界里去,那里一切都是甜美、精致与和谐的,没有红头发的委托人拿他们的难题来烦我们。”
我的朋友是个热情的音乐爱好者,他本人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演奏者,还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作曲家。整个下午,他都坐在正厅前排,沉浸在最完美的幸福之中,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挥动他那细长的手指;他那微笑着的面容和他那慵懒的、如梦似幻的眼睛,同那个侦探犬一般的福尔摩斯,那个无情的、机敏的、出手迅捷的缉凶能手福尔摩斯,真是判若两人。在他奇特的性格中,这两种天性交替显现;我常常想,他那极度的精确和敏锐,正是对他身上有时占上风的那种诗意和沉思情绪的反作用。他的天性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从极度的慵懒到旺盛得吞噬一切的精力;我很清楚,在他一连好几天懒洋洋地靠在扶手椅里,沉溺于他的即兴演奏和他那些哥特体古版书的时候,恰恰是他最令人生畏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追猎的欲望会突然攫住他,他那卓越的推理能力会上升到直觉的高度,以至于那些不熟悉他方法的人会疑惑地斜眼看着他,好像他的知识不是凡人所能有的。那天下午,我看到他在圣詹姆斯会堂里那样沉醉于音乐,就感到那些他决意追捕的人,恐怕要大难临头了。
“医生,你一定想回家了吧。”我们出来时,他说。
“是的,回去也好。”
“我还有些事要办,得花几个小时。科堡广场的这件事很严重。”
“为什么严重?”
“有人正在策划一桩重大罪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来得及阻止它。可是今天是星期六,事情就有点复杂了。今晚我需要你帮忙。”
“几点钟?”
“十点就够早了。”
“我十点钟到贝克街。”
“很好。还有,我说,医生,可能会有一点危险,所以请你把你那支军用左轮手枪放在口袋里。”他挥了挥手,转身就走,一眨眼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相信我并不比旁人笨,可是在同夏洛克·福尔摩斯打交道的时候,我总是苦于自己的愚钝。这一次,他听到的我也听到了,他看到的我也看到了,可是从他的话里可以明显看出,他不仅清楚地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还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而在我看来,整件事仍然是一团混乱、荒诞不经。我坐车回肯辛顿的家时,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从那个抄写《百科全书》的红头发的人的离奇故事,一直到去萨克斯-科堡广场的察看,以及他同我分手时说的那些不祥的话。这次夜间远征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带着武器去?我们要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福尔摩斯给过我暗示,说当铺里那个脸上光溜溜的伙计是个厉害的人物——一个可能在玩一场深不可测的把戏的人。我想把它弄个明白,可是终于绝望地放弃了,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等着夜晚来作解释。
我从家里出发时是九点一刻,我穿过公园,再经过牛津街到了贝克街。门口停着两辆双轮马车,我一走进过道,就听到楼上传来说话的声音。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福尔摩斯正同两个人谈得很热烈,其中一个我认出是官方警探彼得·琼斯,另一个是个瘦高个子,一脸愁容,戴着一顶锃亮的帽子,穿着一件体面得令人压抑的礼服大衣。
“哈!我们的人到齐了。”福尔摩斯说着,扣上他的厚呢短大衣,从架子上取下他那根沉甸甸的猎鞭,“华生,我想你认识苏格兰场的琼斯先生吧?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梅里韦瑟先生,他今晚将同我们一起去冒险。”
“你瞧,医生,我们又结伴打猎了。”琼斯以他那种自命不凡的口气说,“我们这位朋友发起追猎来可真是个奇才。他只需要一条老猎狗帮他把猎物追到手。”
“我只希望我们这回追猎,到头来不是白追一只野鹅、一场空。”梅里韦瑟先生忧郁地说。
“先生,您完全可以信任福尔摩斯先生,”那位警探傲慢地说,“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小方法,如果他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那些方法未免有点太理论化、太异想天开了,不过他确实具备当侦探的素质。毫不夸张地说,有那么一两次,比如舒尔托谋杀案和阿格拉宝藏案,他比官方警察更接近真相。”
“哦,既然您这么说,琼斯先生,那就没问题了。”那位陌生人恭敬地说,“不过,我得承认,我很惦记我的那局牌。二十七年来,这还是头一个没打成惠斯特牌的星期六晚上。”
“我想您会发现,”夏洛克·福尔摩斯说,“今晚您要下的赌注比您以往任何一次都大,而且这场牌局会更加刺激。对您来说,梅里韦瑟先生,赌注大约是三万英镑;而对您来说,琼斯,赌注就是您一心想抓住的那个人。”
“约翰·克莱,杀人犯、窃贼、造假币的、伪造犯。梅里韦瑟先生,他是个年轻人,可他在他那一行里是顶尖的人物,在伦敦所有的罪犯中,我最想给他戴上手铐。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年轻的约翰·克莱。他的祖父是一位王室公爵,他本人上过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的头脑跟他的手指一样灵巧,虽然我们处处都能发现他的踪迹,却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本人。他这个星期在苏格兰撬门入室,下个星期又在康沃尔募款建孤儿院。我追踪他好几年了,至今还没见过他一面。”
“我希望今晚能有幸把他介绍给您。我也同约翰·克莱先生交过一两次手,我同意您的看法,他在他那一行里是顶尖的人物。不过,已经十点多了,我们该出发了。请你们二位坐第一辆马车,华生和我坐第二辆跟在后面。”
在漫长的车程中,夏洛克·福尔摩斯不大说话,他靠在马车里,哼着下午听过的那些曲子。我们的马车在一座仿佛没有尽头的、点着煤气灯的街道迷宫里辘辘穿行,最后来到了法林顿街。
“现在我们离那儿很近了,”我的朋友说,“梅里韦瑟这个人是银行董事,这件事同他本人有利害关系。我想最好把琼斯也带上。他人不坏,虽然在他的本行里完全是个蠢材。他有一个确实的优点。他像斗牛犬一样勇敢,一旦用钳子夹住谁,就像龙虾一样死不松口。我们到了,他们正在等我们。”
我们来到了上午到过的那条熙熙攘攘的大街。我们打发走了马车,在梅里韦瑟先生的带领下,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走进一扇他为我们打开的侧门。里面是一条短短的走廊,尽头是一道非常坚固的铁门。这道门也打开了,门后是一段盘旋向下的石阶,石阶尽头又是一道厚重的大门。梅里韦瑟先生停下来点亮一盏提灯,然后领着我们走下一条散发着泥土气味的黑暗通道,又打开第三道门,进入一个巨大的地库,或者说地下室,四周堆满了板条箱和沉重的大箱子。
“从上面进来可不太容易。”福尔摩斯举起提灯,环顾四周说。
“从下面也不容易。”梅里韦瑟先生说着,用手杖敲了敲铺在地上的石板,“哎呀,天哪,听起来是空的!”他吃惊地抬起头来说。
“我真得请您安静一点!”福尔摩斯严厉地说,“您已经危及了我们这次行动的全部成功。我能不能请您劳驾在那些箱子中的一个上坐下来,不要妨碍我们?”
一本正经的梅里韦瑟先生在一个板条箱上坐了下来,脸上露出十分委屈的神情;福尔摩斯则跪在地上,借着提灯,用放大镜仔细察看石板之间的缝隙。只过了几秒钟,他就满意了,因为他一跃而起,把放大镜放进了口袋里。
“我们至少还有一个钟头,”他说,“因为在那位好心的当铺老板安安稳稳地上床睡觉之前,他们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到那时他们就会一分钟也不耽误,因为他们干得越快,逃跑的时间就越充裕。医生,你无疑已经猜到了,我们现在是在伦敦一家主要银行的伦敦城分行的地下室里。梅里韦瑟先生是董事长,他会向你解释,为什么伦敦那些胆大包天的罪犯眼下会对这个地下室大感兴趣。”
“是因为我们的法国黄金。”那位董事低声说,“我们已经接到好几次警告,说有人可能会打它的主意。”
“你们的法国黄金?”
“是的。几个月前,我们需要加强资金储备,为此从法兰西银行借了三万枚拿破仑金币。外面已经有人知道,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打开这批钱的包装,它还放在我们的地下室里。我坐着的这个板条箱里就装着两千枚拿破仑金币,一层一层地用铅箔隔开。我们目前的金块储备比一家分行通常保存的要多得多,董事们对此一直很不放心。”
“这种担心是很有道理的,”福尔摩斯说,“现在该安排一下我们的小计划了。我估计一个钟头之内事情就会见分晓。在这期间,梅里韦瑟先生,我们得把那盏遮光提灯罩起来。”
“坐在黑暗里?”
“恐怕是这样。我口袋里带了一副牌,本来想着我们正好是四人一桌,您终究还是可以打您那局牌的。可是我看敌人的准备已经很充分了,我们不能冒险留着灯光。首先,我们必须选好各自的位置。这些人胆大包天,虽然我们会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但如果我们不小心,他们还是可能伤害我们。我站在这个板条箱后面,你们藏在那几个后面。等我把灯光照到他们身上,你们就迅速围上去。华生,如果他们开枪,你就不必有任何顾忌,把他们打倒。”
我把扳起了击锤的左轮手枪放在我蹲伏在后面的那个木箱顶上。福尔摩斯推上提灯前面的遮光板,让我们陷入一片漆黑——那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绝对的黑暗。灼热的金属气味还在,让我们确信灯仍然亮着,随时准备闪射出光来。我的神经因为期待而紧绷着,突如其来的黑暗和地下室里阴冷潮湿的空气,使我感到一种压抑和沮丧。
“他们只有一条退路,”福尔摩斯低声说,“那就是穿过那所房子退回萨克斯-科堡广场。琼斯,我请您做的事您做了吧?”
“我已经派了一名督察和两名警员在前门守着。”
“那么所有的洞都堵上了。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等着。”
时间仿佛过得好慢啊!事后我们对了对时间,其实只有一个钟头零一刻,可是在我看来,夜晚一定差不多已经过去,黎明正在我们头顶上破晓。我的四肢又累又僵,因为我不敢改变姿势;然而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的听觉变得如此敏锐,不仅能听到同伴们轻轻的呼吸声,还能分辨出身材魁梧的琼斯那更深沉、更粗重的吸气声,和那位银行董事细细的、叹息似的呼吸声。从我的位置可以越过木箱望到地面。突然,我的眼睛捕捉到了一线亮光。
起初那只是石板地上一个昏黄的光点。接着它拉长了,变成了一条黄线,然后,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声音,地上似乎裂开了一道口子,伸出了一只手,一只白皙的、几乎像女人一样的手,在那一小块光亮的中间四处摸索。那只手扭动着手指,从地板里伸出来,持续了一分多钟。接着它又像出现时一样突然缩了回去,四周又是一片黑暗,只剩下那一个昏黄的光点,标出石板之间的一道缝隙。
然而,它的消失只是片刻的事。随着一阵撕裂般的声响,一块宽大的白色石板翻倒在一边,露出一个张着大口的方形洞口,提灯的光从洞里倾泻出来。洞口边上探出一张轮廓分明、孩子气的脸,机警地朝四下张望,然后双手撑住洞口两边,把身体往上拉,先露出肩膀,再露出腰部,直到一只膝盖跪在了洞口边上。转眼之间,他已经站在洞口旁边,正往上拉他的一个同伙,那人和他一样身材矮小、动作灵活,脸色苍白,长着一头蓬乱的大红头发。
“一切顺利,”他低声说,“凿子和袋子带来了吗?天哪!快跳,阿尔奇,快跳,大不了我上绞架!”
夏洛克·福尔摩斯已经一跃而出,揪住了这个闯入者的衣领。另一个人一头钻回洞里,我听到一阵撕裂衣服的声音,原来是琼斯抓住了他的衣襟。灯光照在一支左轮手枪的枪管上,但福尔摩斯的猎鞭一下子落在那人的手腕上,手枪当啷一声掉在了石板地上。
“没用的,约翰·克莱,”福尔摩斯和颜悦色地说,“你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我看也是,”对方极其冷静地回答,“我想我的伙伴没事,虽然我看见你们扯住了他的衣角。”
“门口有三个人在等着他。”福尔摩斯说。
“哦,是吗!看来您把事情办得非常周全。我得恭维您一句。”
“我也得恭维你,”福尔摩斯答道,“你那个红头发的主意非常新颖,也非常有效。”
“你很快就会再见到你的伙伴了,”琼斯说,“他钻洞比我快。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戴上手铐。”
“请你别用你的脏手碰我,”手铐咔嗒一声扣上手腕时,我们的俘虏说,“你也许不知道,我的血管里流着王室的血。还有,劳驾你同我说话时,总要说‘先生’和‘请’。”
“好吧,”琼斯瞪着眼睛,窃笑着说,“那么,先生,能不能请您到楼上去,我们好叫一辆马车送殿下去警察局?”
“这还差不多。”约翰·克莱泰然自若地说。他向我们三个人潇洒地鞠了一躬,就在那位警探的押解下,安安静静地走了。
“说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跟着他们走出地下室时,梅里韦瑟先生说,“我真不知道银行该怎样感谢您、报答您。毫无疑问,在我所经历过的银行抢劫案中,这是最处心积虑的一次,而您以最彻底的方式识破并挫败了它。”
“我自己也有一两笔小账要同约翰·克莱先生清算,”福尔摩斯说,“我为这件事花了一点小钱,希望银行能够偿还,不过除此以外,能经历一件在许多方面都独一无二的事情,能听到红发会那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我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你瞧,华生,”第二天凌晨,我们在贝克街喝着威士忌苏打时,他解释道,“从一开始就再明显不过了:登红发会广告、抄写《百科全书》这件相当荒诞的事,唯一可能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位不太聪明的当铺老板每天离开几个小时。这种办法很奇特,可是说真的,很难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了。毫无疑问,克莱是从他同伙头发的颜色中得到启发,想出了这个巧妙的方法。每周四英镑是一个诱饵,必定能把他引上钩,而对于那些要赌几千镑的人来说,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登了广告,一个流氓暂时租下办事处,另一个流氓怂恿那人去申请,两人合起来,就设法让他每周每天上午都不在家。从我听说那个伙计肯拿一半工钱来干活的时候起,我就很清楚,他想得到这个位置一定有很强烈的动机。”
“可是你怎么猜得出那是什么动机呢?”
“如果他家里有女人,我就会怀疑这不过是一桩庸俗的私情。可是,这一点根本不可能。那个人的生意很小,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们这样精心准备、这样大笔花钱。所以,那一定是房子以外的什么东西。那会是什么呢?我想到了那个伙计爱好照相,想到了他老是钻进地下室的习惯。地下室!这就是这团乱麻的线头。于是我打听了一下这个神秘的伙计,发现我要对付的是伦敦最冷静、最大胆的罪犯之一。他在地下室里干着什么事——一件一连几个月、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的事。我又一次问自己,那会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只能是他在挖一条通往另一座建筑的地道。
“我们去察看现场的时候,我已经推断到了这一步。我用手杖敲人行道,让你吃了一惊。我是在确定地下室是朝前面延伸还是朝后面延伸。它不在前面。然后我按了门铃,正如我所希望的,是那个伙计来开的门。我们交过几次手,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几乎没看他的脸。我想看的是他的膝盖。你自己一定也注意到了,他的膝盖磨得多么破旧、多么皱、多么脏。这说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挖洞。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他们挖洞的目的是什么。我拐过街角,看到城市与郊区银行同我们那位朋友的房子紧挨着,就觉得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音乐会结束后你坐车回家时,我去了苏格兰场,又去拜访了银行董事长,结果你已经看到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今晚动手呢?”我问道。
“嗯,他们关闭红发会办事处,就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不再在乎杰贝兹·威尔逊先生在不在家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挖好了地道。可是他们必须尽快使用它,因为它可能会被人发现,或者那批金块可能会被转移。星期六对他们来说比任何其他日子都合适,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两天时间逃跑。由于这种种原因,我料定他们会在今晚来。”
“你推理得真漂亮,”我由衷钦佩地大声说,“这么长的一条链子,可是每一环都扣得严丝合缝。”
“它使我免于无聊,”他打着哈欠回答,“唉!我已经感到无聊又向我袭来了。我的一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努力,想要摆脱生活的平庸。这些小问题帮助我做到这一点。”
“而且你还是人类的恩人呢。”我说。
他耸了耸肩。“嗯,也许,说到底,它还有那么一点点用处,”他说,“正如居斯塔夫·福楼拜写给乔治·桑的信里所说的:‘L’homme c’est rien—l’œuvre c’est tout。’”
Translation by Classica Labs,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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