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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3

第三篇 身份之谜

≈ 31 min

“我亲爱的老兄,”我们在贝克街他的寓所里隔着壁炉对坐时,夏洛克·福尔摩斯说,“生活远比人的头脑所能虚构的任何东西都要离奇得多。那些实际上不过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去想。如果我们能手拉手飞出那扇窗户,在这座大城市的上空盘旋,轻轻揭开一个个屋顶,窥看底下正在发生的种种怪事——那些奇异的巧合、那些谋划、那些阴差阳错、那些世代相继、环环相扣的奇妙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最为离奇古怪的结局——那么,一切因循俗套、结局早在意料之中的小说,就都会显得陈腐乏味、毫无意义了。”

“可我还是不信,”我答道,“报纸上披露出来的案子,一般都相当乏味,相当庸俗。我们的警方报告把写实主义推到了极致,可是必须承认,结果既不引人入胜,也毫无艺术性可言。”

“要产生写实的效果,就必须有所选择、有所取舍,”福尔摩斯说,“警方报告恰恰缺少这一点,它也许更着重于记录治安法官的陈词滥调,而不是那些细节;可是在观察者看来,细节恰恰包含着整个事件的精髓。你可以相信,没有什么比平常事更不合常理的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说,“当然,你身为一个非官方的顾问,在三大洲帮助每一个完全束手无策的人,自然会接触到一切离奇古怪的事情。不过,这里——”我从地上拾起晨报,“我们来实际检验一下吧。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有半栏的篇幅,可是我不用读就知道,这一切我都再熟悉不过了。当然少不了另一个女人、酗酒、推搡、殴打、伤痕,还有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姐妹或者女房东。最拙劣的作家也编不出比这更拙劣的东西了。”

“说真的,你举的这个例子恰恰不利于你的论点,”福尔摩斯说着,接过报纸,扫了一眼,“这是邓达斯分居案,碰巧我参与过澄清这个案子的一些小问题。那位丈夫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也没有另一个女人;人们指控他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顿饭吃完,就取下假牙朝他妻子扔过去。你得承认,一般讲故事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举动的。吸一撮鼻烟吧,医生,承认在你这个例子上我赢了你一分。”

他递过来他那个旧金鼻烟盒,盒盖中间镶着一颗大紫水晶。它的华贵同他那朴素的习惯和简单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忍不住评论了一句。

“啊,”他说,“我忘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面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送的一件小纪念品,作为我在艾琳·艾德勒文件一案中给予帮助的酬谢。”

“那枚戒指呢?”我问道,瞥了一眼他手指上闪闪发光的一颗非凡的钻石。

“那是荷兰王室送的,不过我为他们办的那件事极其微妙,就连对你也不能透露,尽管你承蒙好意,记录过我的一两个小问题。”

“那你眼下手头有案子吗?”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有十一二件,可是没有一件有什么有趣的特点。你要明白,它们都很重要,却并不有趣。说真的,我发现,通常正是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才有观察的用武之地,才有对因果的快速分析,而这正是调查的魅力所在。大的罪行往往比较简单,因为一般说来,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在这些案子当中,除了马赛转给我的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以外,没有一件有什么有趣的特点。不过,也许用不了几分钟我就会有更好的案子了,因为,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我的一位委托人。”

他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站在拉开的百叶窗之间,俯视着那条暗淡无光、灰蒙蒙的伦敦街道。我越过他的肩膀望去,只见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厚的毛皮围巾,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帽,帽子上插着一根卷曲的大红羽毛,帽子以一种卖弄风情的德文郡公爵夫人的式样斜扣在一只耳朵上。她从这身华丽的装束下面,紧张而犹豫地朝我们的窗户偷偷张望,身子前后摇晃着,手指不停地摆弄着手套上的纽扣。突然,她像一个离开岸边的游泳者那样猛地一冲,匆匆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这种症状我以前见过,”福尔摩斯说着,把香烟扔进了炉火里,“在人行道上摇摆不定,总是意味着一桩情感纠葛。她想讨个主意,却又拿不准这件事是不是太微妙了,不便跟人说。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加以区分。如果一个女人受了某个男人的严重伤害,她就不会再摇摆不定了,通常的症状是拉断门铃线。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桩恋爱问题,但这位姑娘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困惑或者伤心。不过,她亲自来解答我们的疑问了。”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穿着制服的小听差走进来通报玛丽·萨瑟兰小姐到,而那位女士本人就耸立在他那瘦小的黑色身影后面,像一艘满帆的商船跟在一艘小小的引航船后面。夏洛克·福尔摩斯以他特有的那种从容有礼的态度欢迎了她,关上门,欠身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然后用他那种独特的、既仔细又仿佛心不在焉的神情打量着她。

“您不觉得,”他说,“您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有点吃力吗?”

“起初是觉得吃力,”她答道,“可是现在我不用看就知道字母在哪儿了。”接着,她突然明白了他这句话的全部含义,猛地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宽阔而和善的脸上露出了恐惧和惊讶的神色。“您听说过我的事,福尔摩斯先生,”她嚷道,“不然您怎么会知道这些?”

“别在意,”福尔摩斯笑着说,“了解情况是我的本行。也许我训练过自己去看别人忽略的东西。要不然,您为什么要来找我商量呢?”

“先生,我来找您,是因为我从埃瑟里奇太太那里听说了您。警察和所有的人都以为她丈夫已经死了,您却那么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真希望您也能为我这样做。我并不富有,不过我自己名下一年有一百镑的收入,另外还有打字挣来的一点钱,我愿意把这些全都拿出来,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到底怎么样了。”

“您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地跑来找我商量呢?”夏洛克·福尔摩斯问道,他把指尖抵在一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张有些茫然的脸上又露出了吃惊的神色。“是的,我是气冲冲地跑出家门的,”她说,“因为看到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父亲——对这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就生气。他不肯去报警,也不肯来找您,到最后,他什么也不肯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没出什么坏事,我简直气疯了,就穿上衣服直接来找您了。”

“您的父亲,”福尔摩斯说,“想必是您的继父吧,因为姓氏不一样。”

“是的,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虽然听起来也挺可笑的,因为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您的母亲还健在吗?”

“哦,是的,母亲还健在,身体也很好。福尔摩斯先生,父亲去世以后,她这么快就再嫁了,而且嫁给一个比她小将近十五岁的男人,我心里可不太高兴。父亲在托特纳姆宫路做管子工,身后留下了一份很不错的生意,母亲就同工头哈迪先生一起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可是温迪班克先生来了以后,就让她把生意卖了,因为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是个推销葡萄酒的旅行推销员。他们把商誉和股份一共卖了四千七百镑,要是父亲还活着,能卖的价钱可远远不止这些。”

我原以为夏洛克·福尔摩斯听了这番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叙述会不耐烦,可是恰恰相反,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

“您自己的那点收入,”他问道,“是从那份生意里来的吗?”

“哦,不是,先生。那是完全分开的,是我住在奥克兰的内德叔叔留给我的。那是新西兰的股票,年息四厘半。本金是两千五百镑,可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您说的事让我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说,“既然您一年能领到一百镑这么大一笔钱,再加上您自己挣的,您一定会出去旅行旅行,在各方面都过得很宽裕吧。我相信一位单身女士一年有六十镑左右的收入,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比这少得多我也能过,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您知道,只要我住在家里,我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那笔钱就由他们用。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替我领取利息,交给母亲,我发现我靠打字挣的钱就能过得相当不错了。打一张能挣两便士,我常常一天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您已经把您的情况跟我说得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您可以像在我面前一样畅所欲言。现在请您把您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之间的关系全都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紧张地揪着她外套上的流苏。“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她说,“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常常给他送票来,后来他们也还记得我们,就把票送给了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希望我们去。他从来都不希望我们到任何地方去。我哪怕只是想参加一次主日学校的游乐活动,他都会大发雷霆。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去,非去不可;因为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呢?他说那些人不配让我们结识,可是父亲所有的朋友都会去。他又说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可是我那件紫色长毛绒的衣服连抽屉都还没拿出来过呢。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就为公司的事到法国去了;可是我们还是去了,母亲和我,同我们以前的工头哈迪先生一起去的,我就是在那里遇见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我想,”福尔摩斯说,“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知道你们去了舞会,一定很恼火吧。”

“哦,这个嘛,他倒是很大度。我记得他笑了笑,耸耸肩膀,说对女人什么也拒绝不了,因为她总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

“我明白了。那么,据我理解,您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遇见了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绅士。”

“是的,先生。我那天晚上遇见了他,第二天他就来问我们是不是都平安到家了,后来我们又见过他——也就是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同他出去散过两次步,可是后来父亲又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家里来了。”

“是吗?”

“唉,您知道,父亲不喜欢这种事。只要他能办到,他就不让任何客人上门,他常说,女人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就应该感到幸福。可是,就像我常对母亲说的那样,女人首先得有她自己的圈子才行,而我还没有呢。”

“可是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没有想办法来见您吗?”

“嗯,一个星期以后父亲又要去法国,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这样比较稳妥,也比较好。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他每天都写信来。信是我早上收进来的,所以用不着让父亲知道。”

“那时您已经同这位先生订婚了吗?”

“哦,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以后就订婚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在利德贺街的一家公司里当出纳——还有——”

“哪家公司?”

“糟就糟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他就睡在公司里。”

“您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是在利德贺街。”

“那您的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利德贺街邮局,留局待取。他说,要是信寄到公司,其他职员都会拿他收到女士来信的事取笑他,所以我提出把信用打字机打出来,就像他给我的信那样,可是他不肯,因为他说,我亲手写的信,看起来就像是我亲自寄来的,可要是用打字机打出来,他总觉得是那台机器隔在了我们中间。福尔摩斯先生,从这件事您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喜欢我,他会想到多么细小的事情。”

“这很能说明问题,”福尔摩斯说,“我早就有一条信条:小事情是最最重要的。关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您还记得别的什么小事情吗?”

“他是个非常害羞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他宁愿晚上同我一起散步,而不愿在白天,因为他说他讨厌引人注目。他非常腼腆,很有绅士风度。连他的声音都很温柔。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得过扁桃体周围脓肿,腺体也肿过,所以喉咙一直不好,说话总是吞吞吐吐、低声细语的。他总是穿得很体面,非常整洁朴素,可是他的眼睛不好,就跟我一样,他戴着有色眼镜挡光。”

“好,那么,您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又去了法国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家里来了,提议我们在父亲回来之前结婚。他非常认真,让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永远对他忠诚。母亲说他让我发誓是完全对的,这说明他用情很深。母亲从一开始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甚至比我还喜欢他。后来,他们说要在一个星期之内结婚,我就开始问父亲怎么办;可是他们俩都说不用管父亲,事后告诉他就行了,母亲说她会跟他说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太喜欢这样。要征得他的同意,这似乎有点可笑,因为他只比我大几岁;可是我不想偷偷摸摸地做任何事,所以我就给在波尔多的父亲写了信,公司在法国的办事处就设在那里,可是就在结婚那天早上,信被退回给我了。”

“那么,是信没有送到他手里?”

“是的,先生;因为信到之前,他刚好动身回英国了。”

“哈!那可真不凑巧。那么,您的婚礼就定在了星期五。是在教堂举行吗?”

“是的,先生,不过办得很简单。婚礼定在国王十字附近的圣救主教堂举行,然后我们要到圣潘克拉斯饭店去吃喜宴。霍斯默坐了一辆双轮马车来接我们,可是我们有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俩坐那辆车,他自己上了一辆四轮马车,那是街上碰巧有的唯一另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先到了教堂,那辆四轮马车赶到以后,我们等着他下车,可是他一直没有下来,车夫从驾驶座上下来一看,车里一个人也没有!车夫说他想不出他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上的车。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的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任何能说明他下落的消息。”

“依我看,您受到了非常可耻的对待。”福尔摩斯说。

“哦,不,先生!他那么好,那么善良,绝不会这样抛下我的。嘿,那天整个上午他都在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忠诚;即使发生了什么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把我们分开,我也要永远记住,我已经许诺给了他,他迟早会来要求我兑现诺言的。在结婚的那天早上说这种话,好像有点奇怪,可是后来发生的事让这些话有了意义。”

“确实如此。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他遭遇了某种意想不到的灾祸?”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预见到了某种危险,不然他不会那样说话。我想后来他所预见的事情就发生了。”

“可是您一点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事?”

“一点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您母亲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她很生气,说叫我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

“那您父亲呢?您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似乎和我想的一样,认为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还会听到霍斯默的消息的。正如他所说的,把我带到教堂门口,然后又抛下我,这对谁能有什么好处呢?要是他借了我的钱,或者他同我结了婚,把我的钱转到了他的名下,那还可能有点原因,可是霍斯默在钱的方面非常独立,我的一个先令他都不会看一眼。可是,究竟会出什么事呢?他为什么不能写信来呢?哦,一想到这些,我就快要发疯了,晚上一刻也睡不着。”她从暖手筒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捂着脸伤心地抽泣起来。

“我会为您过问一下这个案子的,”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毫不怀疑,我们会得出某种确定的结果。现在就把这件事的重担交给我吧,您不要再去多想了。最重要的是,尽量让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从您的记忆中消失,就像他已经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那么,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恐怕是见不到了。”

“那他到底怎么了?”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吧。我想要一份关于他的准确描述,还有您能留给我的他的信件。”

“上星期六我在《纪事报》上登过寻人启事,”她说,“这是剪下来的启事,这是他写给我的四封信。”

“谢谢。您的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莱昂坊三十一号。”

“我知道您从来不知道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您父亲在哪里做事呢?”

“他为芬丘奇街的大红葡萄酒进口商韦斯特豪斯与马班克公司当旅行推销员。”

“谢谢。您把情况讲得很清楚。请把这些文件留在这里,记住我给您的忠告。就把这整件事当作一本合上了的书,不要让它影响您的生活。”

“您真好,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做不到。我要对霍斯默忠诚。他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我一直在等着他。”

尽管她戴着那顶荒唐的帽子,脸上一副茫然的神情,可是我们这位来客那种单纯的忠诚中,却有着某种高尚的东西,令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把那一小包文件放在桌上,就走了,答应随叫随到。

夏洛克·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几分钟,指尖仍然抵在一起,两腿向前伸着,目光向上望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只又旧又油腻的陶土烟斗——对他来说,这只烟斗就像一位参谋——点着以后,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浓浓的蓝色烟圈从他身上袅袅升起,他脸上露出一种无比慵懒的神情。

“那位姑娘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他说,“我觉得她比她那个小问题更有意思;顺便说一句,那个问题相当陈旧。你要是查一查我的索引,就会发现类似的案子,一八七七年在安多弗有过,去年在海牙也有过类似的事。不过,这个主意虽然老套,却有一两个细节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可是那位姑娘本人才是最有启发性的。”

“你好像从她身上看出了许多我完全看不见的东西。”我说。

“不是看不见,而是没注意到,华生。你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所以错过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始终没法让你认识到袖子的重要性、大拇指指甲的启示,或者一根鞋带可能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好了,你从那个女人的外表上看出了什么?描述一下吧。”

“嗯,她戴着一顶石板灰色的宽边草帽,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她的外套是黑色的,上面缝着黑色的珠子,还有一圈黑色小煤玉饰物做成的流苏。她的裙子是棕色的,比咖啡色还要深一些,领口和袖口有一点紫色的长毛绒。她的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的地方磨破了。她的靴子我没有注意。她戴着一对小小的圆形金耳坠,总的看来,她的样子相当富裕,带着一种俗气、安逸、随随便便的味道。”

夏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拍了拍手,咯咯地笑了。

“说真的,华生,你进步得惊人。你确实干得非常好。不错,所有重要的东西你都错过了,可是你已经掌握了方法,而且你对颜色很敏锐。永远不要相信总体印象,老兄,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我看女人,第一眼总是看她的袖子。看男人,也许最好先看他裤子的膝盖。正如你观察到的,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种料子最能留下痕迹。手腕稍上方那两道线,就是打字员把手臂压在桌子上的地方,印得清清楚楚。手摇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不过只在左臂上,而且是在离大拇指最远的那一侧,而不像这样横贯手臂最宽的部分。然后我瞥了一眼她的脸,注意到她鼻梁两侧有夹鼻眼镜压出的凹痕,就冒昧地提了一句近视和打字的事,这似乎让她很吃惊。”

“也让我很吃惊。”

“可是,这显然是一目了然的嘛。接着我往下一看,非常惊讶,也很感兴趣,因为我注意到,她穿的那两只靴子虽然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却不是一双:一只靴尖上有一点装饰,另一只却是素面的。一只靴子五个纽扣只扣了下面两个,另一只扣的是第一、第三和第五个。你看到一位在别的方面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年轻女士,穿着不配对的靴子、扣子只扣了一半就从家里出来,那么要推断出她是匆匆忙忙出门的,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推理了。”

“还有什么呢?”我问道,我总是对我朋友那种透彻的推理极感兴趣。

“我还顺便注意到,她离家之前写过一张便条,而且是在穿戴整齐之后写的。你看到了她右手的手套食指处破了,可你显然没有看到手套和手指上都沾着紫墨水。她写得很匆忙,笔蘸得太深了。那一定是今天早上的事,不然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这一切都很有趣,虽然相当初步,可是我得回到正事上来了,华生。劳驾你把启事上对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描述念给我听听好吗?”

我把那张印着字的小纸条举到灯光下。上面写着:“寻人:十四日上午,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面色灰黄,黑发,头顶中央略秃,黑色络腮胡须及唇髭浓密;戴有色眼镜,说话略有障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丝绸镶边的黑色礼服大衣、黑色背心,挂金色阿尔伯特式表链,穿灰色哈里斯花呢裤子,松紧口靴子外套棕色鞋罩。已知曾受雇于利德贺街一家公司。凡能提供……”云云,云云。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这些信,”他一边翻看一边接着说,“都非常平淡无奇。除了有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以外,里面根本没有关于安吉尔先生的任何线索。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这些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打字机打的。你看底下这个整整齐齐的小小的‘霍斯默·安吉尔’。你瞧,信上有日期,但除了利德贺街以外,没有写别的地址,而这个地址相当含糊。签名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决定性的。”

“说明什么?”

“我亲爱的老兄,你怎么可能看不出它同这个案子的关系有多么密切呢?”

“我说不出我看出了什么,除非是他想在有人告他违背婚约的时候,能够否认那是他的签名。”

“不,问题不在这里。不过,我要写两封信,这两封信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一封写给伦敦城的一家公司,另一封写给那位年轻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他明天晚上六点钟能不能到这里来同我们见面。我们最好同她家的男性亲属打交道。好了,医生,在这两封信的回信到来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不妨暂时把这个小问题搁在一边。”

我有那么多理由相信我朋友那精妙的推理能力和他行动时非凡的精力,所以我觉得,他对待这个他受托要查明的离奇谜案时那种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态度,一定有某种可靠的根据。我只知道他失败过一次,那就是在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的案子里;可是当我回想起《四签名》那件怪事,以及同《血字的研究》有关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情况时,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乱麻是他解不开的,那可真是一团奇怪的乱麻了。

我当时就离开了他,他仍在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土烟斗。我深信,第二天晚上我再来时,就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全部线索,能够查明玛丽·萨瑟兰小姐那位失踪的新郎究竟是谁了。

那时我自己正忙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例,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守在病人床边。直到快六点钟,我才得空,跳上一辆双轮马车直奔贝克街,心里有点担心,怕赶不上协助揭开这个小谜案的谜底了。然而,我发现夏洛克·福尔摩斯独自一人,半睡半醒,他那瘦长的身体蜷缩在扶手椅的深处。一大堆令人望而生畏的瓶子和试管,还有那股刺鼻而洁净的盐酸气味告诉我,他这一天都在做他心爱的化学实验。

“怎么样,你解决了吗?”我一进门就问道。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是说那个谜案!”我嚷道。

“哦,那个!我还以为你问的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那种盐呢。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谜,不过,正像我昨天说的,有些细节还是很有意思的。唯一的缺憾是,恐怕没有哪条法律能惩治那个无赖。”

“那么,他是谁?他抛弃萨瑟兰小姐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刚一出口,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张嘴回答,我们就听到过道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

“这就是那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六点钟会到这里来。请进!”

走进来的这个人身体结实,中等身材,大约三十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皮肤灰黄,态度温和而讨好,一双灰色的眼睛异常锐利,具有洞察力。他用询问的目光把我们俩各扫了一眼,把他那顶锃亮的大礼帽放在餐具柜上,微微鞠了一躬,侧身坐到了离他最近的那张椅子上。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这封用打字机打的信是您写的吧?您在信里同我约好六点钟见面。”

“是的,先生。恐怕我来晚了一点,可是您知道,我自己做不了主。萨瑟兰小姐为这件小事来麻烦您,我很抱歉,因为我认为,这类家丑最好还是不要外扬。她来找您,完全违背了我的意愿,可是正如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的,她是个非常容易激动、非常冲动的姑娘,一旦她拿定了主意,就很难管得住她。当然,我倒不怎么介意找您,因为您同官方警察没有关系,可是像这样的家庭不幸传扬出去,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说,这完全是白花钱,因为您怎么可能找得到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呢?”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能成功地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猛地一惊,手套掉在了地上。“听到这话我很高兴。”他说。

“有一件事很奇怪,”福尔摩斯说,“一台打字机其实同一个人的笔迹一样,具有自己的个性。除非是全新的,否则没有哪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完全一样。有些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得厉害,有些只磨损了一边。温迪班克先生,您看您这封短信,每一个‘e’都有点模糊不清,‘r’的尾巴也有一点小缺损。另外还有十四个特征,不过这两个比较明显。”

“我们办公室的所有信件都是用这台打字机打的,它无疑有点磨损了。”我们的来客答道,用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锐利地瞥了福尔摩斯一眼。

“现在我要给您看一样真正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材料,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接着说,“我打算过些日子再写一篇小专论,谈谈打字机和它同犯罪的关系。这是我花了一点心思研究过的课题。我这里有四封信,据说是那个失踪的人写的。它们都是用打字机打的。每一封信里,不仅‘e’都模糊不清,‘r’都没有尾巴,而且,如果您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看,就会发现我刚才提到的另外十四个特征也全都有。”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拿起了他的帽子。“我可没有时间听这种异想天开的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您要是能抓住那个人,就去抓吧,抓到了告诉我一声。”

“当然,”福尔摩斯说着,走过去把门锁上了,“那么我告诉您,我已经抓住他了!”

“什么!在哪儿?”温迪班克先生嚷道,脸色一直白到了嘴唇,像一只掉进陷阱的老鼠那样四下张望。

“哦,这没用——真的没用,”福尔摩斯和颜悦色地说,“您根本不可能脱身了,温迪班克先生。这件事太明显了,您说我不可能解决这么简单的问题,那可真是对我的一种很不高明的恭维。这就对了!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

我们的来客瘫倒在椅子上,脸色惨白,额头上冒着亮晶晶的汗珠。“这——这够不上起诉。”他结结巴巴地说。

“恐怕的确够不上。可是,温迪班克,这话只在你我之间说:就一桩小小的骗局而言,这是我见过的最残酷、最自私、最无情的一个把戏。现在,让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如果我说错了,你就纠正我。”

那人蜷缩在椅子里,头垂在胸前,像一个被彻底压垮了的人。福尔摩斯把脚翘在壁炉台的一角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向后靠着,开始说起话来,看样子与其说是对我们说,不如说是自言自语。

“这个人为了钱,娶了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他说,“只要那个女儿同他们住在一起,他就能享用她的钱。对于他们那种地位的人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失去它会造成很大的不同。为了保住它,值得费一番力气。那个女儿性情善良温和,可是待人多情而热心,所以很显然,凭她不错的相貌和她那一点收入,人家是不会让她长久独身的。当然,她一结婚,就意味着每年要损失一百镑,那么她的继父怎么做才能阻止她结婚呢?他采取了显而易见的办法,把她关在家里,不准她去找同龄人交往。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个办法不能永远奏效。她变得不安分起来,坚持要求自己的权利,最后明确宣布她一定要去参加某个舞会。这时,她那位聪明的继父又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显出他头脑精明,却显不出他心地善良。在他妻子的默许和帮助下,他乔装打扮起来,用有色眼镜遮住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用小胡子和浓密的络腮胡子掩住他的脸,把清晰的嗓音压低成讨好的耳语,又因为那姑娘是近视眼而更加放心,就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身份出现了,他自己去向她求爱,好把别的求爱者挡在门外。”

“起初那只是个玩笑,”我们的来客呻吟着说,“我们从来没想到她会这样着迷。”

“很可能没想到。不管怎么说,那位年轻女士确实是着了迷,而且她完全认定她的继父在法国,所以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是个骗局。那位先生的殷勤使她受宠若惊,她母亲大声表示的赞赏又加强了这种效果。然后,安吉尔先生开始登门拜访,因为很显然,要想产生真正的效果,就得把这件事尽可能地推向前进。他们见了面,订了婚,这最终会保证那姑娘的感情不会转向任何别的人。可是这个骗局不能永远维持下去。那些假装的法国之行相当麻烦。显然,该做的就是用一种富有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这件事,让它在那位年轻女士的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象,使她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再考虑任何别的求婚者。所以才有了按着《圣经》发下的那些忠贞誓言,所以才会在结婚那天早上暗示可能会出什么事。詹姆斯·温迪班克想让萨瑟兰小姐同霍斯默·安吉尔牢牢地拴在一起,让她对他的命运捉摸不定,这样,至少在今后十年里,她都不会理睬别的男人。他把她一直带到教堂门口,然后,因为他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就用从四轮马车一边的门上车、从另一边的门下车这个老把戏,干净利落地消失了。我想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温迪班克先生!”

福尔摩斯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来客已经恢复了几分自信,这时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冷冷的讥笑。

“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可是您要是真那么精明,就应该精明到知道现在犯法的是您,而不是我。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起诉的事,可是只要您把那扇门锁着,您就犯了人身侵犯和非法拘禁罪,我可以告您。”

“正如你说的,法律奈何不了你,”福尔摩斯说着,打开锁,把门推开,“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你更该受到惩罚。如果那位年轻女士有个兄弟或者朋友,他就应该用鞭子抽你的肩膀。天哪!”他看到那人脸上恶毒的讥笑,涨红了脸,接着说,“这不是我对委托人应尽的职责,可是手边正好有一根猎鞭,我想我就痛快一下——”他快步朝鞭子跨了两步,可是还没等他抓住鞭子,楼梯上就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沉重的大门砰地关上了,我们从窗口看见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正沿着马路拼命地奔逃。

“真是个冷血的无赖!”福尔摩斯笑着说,又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那家伙会犯下一桩又一桩的罪行,直到干出什么滔天大罪,最后上绞架。这个案子在某些方面并非完全没有意思。”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清你推理的每一个步骤。”我说。

“嗯,当然,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位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之所以有这种古怪的行为,一定有某种强烈的目的,同样很清楚的是,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唯一真正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个继父。其次,这两个男人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总是一个不在的时候另一个才出现,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那副有色眼镜和那种古怪的嗓音也是如此,这两样都暗示着乔装,那浓密的络腮胡子也一样。他用打字机打出自己的签名,这种奇怪的做法证实了我的全部怀疑,当然,这说明他的笔迹她太熟悉了,哪怕只看到一点点,她也能认出来。你瞧,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加上许多次要的事实,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你是怎么证实的呢?”

“一旦认定了我要找的人,要得到证据就很容易了。我知道这个人为哪家公司做事。我拿到那份印出来的描述,把其中可能是乔装造成的东西——络腮胡子、眼镜、嗓音——全都去掉,然后寄给那家公司,请他们告诉我,这是否符合他们哪一位旅行推销员的特征。我早已注意到那台打字机的特点,于是我又按这个人的营业地址写信给他本人,问他能不能到这里来。正如我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显示出了同样细微而有特点的缺陷。同一班邮差还给我送来了芬丘奇街韦斯特豪斯与马班克公司的一封信,说这个描述在各方面都同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相符。就是这样!”

“那么萨瑟兰小姐呢?”

“如果我告诉她,她是不会相信的。你也许记得那句古老的波斯谚语:‘夺幼虎者有险,夺女子之痴梦者亦有险。’哈菲兹和贺拉斯一样有见识,一样通晓世情。”

Translation by Classica Labs,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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