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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4

第四篇 博斯科姆布峡谷秘案

≈ 42 min

一天早上,我和妻子正坐着吃早饭,女仆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发来的,内容如下:

“能否抽出两天时间?刚接到英格兰西部来电,为博斯科姆布峡谷惨案事。如蒙同行,不胜欣喜。空气、风景极佳。十一点十五分帕丁顿车站开车。”

“你看怎么样,亲爱的?”妻子隔着桌子望着我说,“你去吗?”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下我要看的病人名单相当长。”

“哦,安斯特拉瑟会替你看的。你最近脸色有点苍白。我想换换环境对你有好处,再说你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案子总是那么感兴趣。”

“想想我从其中一个案子里得到了什么,我要是不感兴趣,那就太忘恩负义了,”我答道,“不过,要去的话,我得马上收拾行李,因为我只有半个小时了。”

我在阿富汗过过军营生活,这段经历至少使我成了一个说走就走、随时可以上路的旅行者。我需要的东西少而简单,所以不到规定的时间,我就带着旅行提包坐上了一辆出租马车,辘辘地驶向帕丁顿车站。夏洛克·福尔摩斯正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他穿着灰色的长旅行斗篷,戴着一顶紧贴头部的布帽,这使他那瘦高的身材显得更加瘦、更加高了。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华生,”他说,“有一个我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在身边,对我来说大不一样。当地的帮手不是毫无用处,就是存有偏见。你去占住那两个靠角的座位,我去买票。”

除了福尔摩斯带来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报纸以外,车厢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在报纸堆里翻来翻去,边看边记,时而沉思,一直到过了雷丁。然后他突然把报纸全都卷成一个大团,扔到了行李架上。

“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吗?”他问道。

“一个字也没听说过。我已经好几天没看报了。”

“伦敦的报纸报道得不太详细。我刚才把最近的报纸都浏览了一遍,想掌握一下细节。据我了解,这似乎是那种非常难办的简单案子。”

“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

“可是这话非常正确。奇特之处几乎总是一条线索。一桩罪行越是毫无特点、平平常常,就越难查明是谁干的。不过,在这个案子里,他们已经对被害人的儿子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

“那么,这是一桩谋杀案了?”

“嗯,人们推测是这样。在我有机会亲自调查之前,我什么也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用几句话给你讲一讲吧。

“博斯科姆布峡谷是赫里福德郡的一个乡间地区,离罗斯不太远。那一带最大的地主是一位约翰·特纳先生,他在澳大利亚发了财,几年前回到了故国。他名下有一座农场,叫哈瑟利农场,租给了查尔斯·麦卡锡先生,麦卡锡先生也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这两个人在殖民地就认识,所以他们回来定居时,尽可能住得近一些,这也是很自然的。特纳显然是比较有钱的那一个,所以麦卡锡成了他的佃户,不过看来两人仍然完全平等相处,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麦卡锡有一个儿子,十八岁,特纳有一个独生女儿,年纪相同,但他们两人的妻子都已不在人世。他们似乎都避免同附近的英国家庭交往,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麦卡锡父子都喜欢运动,常常有人在附近的赛马会上看到他们。麦卡锡雇了两个仆人——一男一女。特纳家里人手相当多,至少有六七个。关于这两家人,我所能了解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来谈谈事实。

“六月三日,也就是上星期一,下午三点左右,麦卡锡离开他在哈瑟利的家,步行到博斯科姆布池塘去。那是一个小湖,是流经博斯科姆布峡谷的那条小溪在那里漫开而形成的。那天上午,他曾同他的男仆一起到罗斯去过,他对男仆说,他得赶快回去,因为他三点钟有个重要的约会。他赴了那个约会,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从哈瑟利农舍到博斯科姆布池塘有四分之一英里路,他走过这段路时,有两个人看见了他。一个是位老妇人,报上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另一个是威廉·克劳德,特纳先生雇的猎场看守人。这两个证人都作证说,麦卡锡先生是一个人走的。猎场看守人还补充说,他看见麦卡锡先生走过去以后,不到几分钟,又看见他的儿子詹姆斯·麦卡锡先生腋下夹着一支枪,朝同一个方向走去。据他看来,当时父亲实际上还在视线之内,儿子是跟在他后面走的。他没有再想这件事,直到晚上听说发生了惨案。

“在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看不见麦卡锡父子以后,还有人看见过他们。博斯科姆布池塘四周树木茂密,只是在岸边有一圈青草和芦苇。一个十四岁的姑娘,名叫佩兴丝·莫兰,是博斯科姆布峡谷庄园看门人的女儿,当时正在一片树林里采花。她说,她在那里的时候,看见在树林边上、紧靠湖边的地方,麦卡锡先生和他的儿子似乎在激烈地争吵。她听到老麦卡锡先生用非常粗暴的话骂他的儿子,又看见儿子举起手来,好像要打他父亲。他们那种凶狠的样子把她吓坏了,她就跑开了,回到家里告诉她母亲说,她离开的时候,麦卡锡父子正在博斯科姆布池塘边上争吵,她怕他们会打起来。她话音刚落,年轻的麦卡锡先生就跑到看门人的小屋来,说他发现他父亲死在树林里了,请看门人帮忙。他非常激动,枪和帽子都不见了,人们看到他的右手和袖子上沾着新鲜的血迹。他们跟着他去,发现尸体直挺挺地躺在池塘边的草地上。头部被某种又重又钝的凶器连续击打,打得陷了进去。这种伤很可能是用他儿子那支枪的枪托打的,那支枪就扔在离尸体几步远的草地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年轻人立刻被逮捕了,星期二的验尸审讯作出了‘蓄意谋杀’的裁决,星期三他被带到罗斯的治安法官面前,法官们已经把案子移交下一次巡回审判庭审理。以上就是在验尸官和治安法庭面前查明的案件主要事实。”

“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确凿无疑的案子了,”我说,“如果说间接证据真能指向一个罪犯的话,这里就是如此。”

“间接证据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答道,“它看起来可能直截了当地指向某一件事,可是如果你把自己的观点稍稍转变一下,你也许会发现,它同样毫不含糊地指向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不过,必须承认,这个案子对那个年轻人来说看起来极其严重,他很可能确实就是罪犯。然而,附近有好几个人,其中包括邻近那位地主的女儿特纳小姐,相信他是无辜的,他们已经聘请了雷斯垂德来为他的利益调查这个案子——你也许记得,他同《血字的研究》有关。雷斯垂德觉得相当棘手,就把案子转给了我,所以才有两位中年绅士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西飞驰,而不是在家里安安静静地消化他们的早饭。”

“恐怕,”我说,“事实这么明显,你在这个案子里得不到多少功劳了。”

“没有什么比明显的事实更容易骗人的了,”他笑着答道,“再说,我们也许碰巧会发现另外一些明显的事实,而对雷斯垂德先生来说,那些事实可一点也不明显。你很了解我,所以我说我要用他根本不会使用、甚至无法理解的方法来证实或者推翻他的理论,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吹牛。随便举个例子吧,我很清楚地看出,你卧室的窗户在右边,可是我怀疑雷斯垂德先生连这样一目了然的事情都注意不到。”

“你究竟是怎么——”

“我亲爱的老兄,我很了解你。我知道你身上那种军人的整洁习惯。你每天早上刮脸,在这个季节,你是借着阳光刮脸的;可是你左脸越往后刮得越不干净,到了下颌角那里简直就是邋里邋遢的了,所以,很明显,那一边光线比另一边暗。我无法想象一个有你这样习惯的人,在光线均匀的地方照着镜子,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我只是把这当作观察和推理的一个小例子罢了。这就是我的本行,它也许会对我们眼前的调查有些用处。验尸审讯中提出了一两个小问题,值得考虑一下。”

“什么问题?”

“看来他并没有当场被捕,而是在回到哈瑟利农场以后才被捕的。郡警察局的督察告诉他已被逮捕时,他说他听了并不感到意外,这是他罪有应得。他这句话自然而然地消除了验尸陪审团心中可能还存有的任何疑虑。”

“这就是招供了。”我叫道。

“不,因为他接着就申辩自己是无辜的。”

“在一连串对他这么不利的事情之后,又说出这样的话,至少是非常可疑的。”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目前在乌云中所能看到的最亮的一道缝隙。不管他多么无辜,他也不至于蠢到看不出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如果他对自己被捕表现得很惊讶,或者假装愤慨,我倒会认为非常可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样的惊讶或愤怒是不自然的,然而对一个工于心计的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策略。他坦然接受了这种处境,这表明他要么是个无辜的人,要么是个很有自制力、意志坚定的人。至于他说罪有应得,如果你想到他当时站在他父亲的尸体旁边,而且毫无疑问,就在那天,他竟然忘了做儿子的本分,同父亲争吵,甚至——根据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而她的证词又非常重要——还举起手来好像要打他,那么,他说这句话也并非不自然。他这句话里流露出的自责和悔恨,在我看来是心地健全的迹象,而不是心中有罪的迹象。”

我摇了摇头。“很多人就是凭着比这少得多的证据被绞死的。”我说。

“是这样。也有很多人是被冤枉绞死的。”

“这个年轻人自己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

“恐怕他的说法不太能鼓舞支持他的人,不过其中有一两点很能说明问题。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看看吧。”

他从那捆报纸里抽出一份赫里福德郡当地的报纸,翻到那一页,指出那个不幸的年轻人陈述事情经过的那一段。我在车厢的角落里坐好,非常仔细地读了起来。上面是这样写的:

“死者的独子詹姆斯·麦卡锡先生随即被传唤作证,证词如下:‘我离家去布里斯托尔待了三天,上星期一,即三日上午才刚刚回来。我到家时,父亲不在家,女仆告诉我,他和马夫约翰·科布坐车到罗斯去了。我回来后不久,就听到他的轻便马车驶进院子的声音,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他下了车,快步走出院子,不过我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于是我拿起枪,朝博斯科姆布池塘的方向溜达过去,打算去看看池塘另一边的养兔场。路上我看见了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正如他在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但他以为我是在跟着我父亲,那是他弄错了。我根本不知道父亲走在我前面。在离池塘大约一百码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库伊!”,这是我和父亲之间常用的信号。于是我急忙往前走,发现他站在池塘边上。他看见我似乎很吃惊,相当粗暴地问我到那里去干什么。接着我们谈了起来,后来争吵得很厉害,几乎动起手来,因为我父亲脾气非常暴躁。我看他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就离开了他,往哈瑟利农场走回去。可是我走了还不到一百五十码,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可怕的叫喊,我又跑了回去。我发现父亲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头部受了重伤。我扔下枪,把他抱在怀里,可是他几乎立刻就断了气。我在他身边跪了几分钟,然后到特纳先生的看门人那里去求助,因为他的房子离得最近。我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父亲附近有任何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受的伤。他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因为他待人有些冷淡,令人难以接近,不过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仇人。关于这件事,我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验尸官:你父亲临死前对你说过什么话吗?

“证人:他含含糊糊地说了几个字,可是我只听清他好像提到了‘腊特’,也就是老鼠。

“验尸官: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

“证人:我听不出有什么意思。我以为他是神志不清了。

“验尸官:你和你父亲最后这次争吵是为了什么?

“证人:我宁愿不回答。

“验尸官:恐怕我必须追问。

“证人:我实在不能告诉您。我可以向您保证,这同后来发生的那场惨剧毫无关系。

“验尸官:这要由法庭来决定。我无须向你指出,你拒绝回答,在今后可能进行的任何诉讼中,都会对你的案子大为不利。

“证人:我还是必须拒绝。

“验尸官:据我了解,‘库伊’这一声喊叫是你和你父亲之间常用的信号?

“证人:是的。

“验尸官:那么,他在看见你之前,甚至在他还不知道你已经从布里斯托尔回来之前,怎么会喊出这一声呢?

“证人(相当慌乱):我不知道。

“一名陪审员:你听到喊声跑回去,发现你父亲受了致命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引起你怀疑的东西?

“证人:没有什么确切的东西。

“验尸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证人:我冲到空地上的时候,心慌意乱,非常激动,除了我父亲,什么也想不到。不过我隐约有个印象,我往前跑的时候,我左边的地上放着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东西是灰色的,是件什么外套,或者也许是一条格子呢披肩。我从父亲身边站起来的时候,回头去找它,可是它已经不见了。

“‘你是说,在你去求助之前,它就不见了?’

“‘是的,它不见了。’

“‘你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说不出,我只是感觉那里有个东西。’

“‘离尸体有多远?’

“‘十几码左右。’

“‘离树林边上有多远?’

“‘差不多也是这么远。’

“‘那么,如果它被人拿走了,那就是在你离它不到十几码的时候拿走的?’

“‘是的,可是我是背对着它的。’

“对证人的询问到此结束。”

“我看,”我顺着那一栏往下看,说道,“验尸官在总结发言中对年轻的麦卡锡相当严厉。他提请大家注意——而且也有道理——他父亲在看见他之前就向他发出信号这一矛盾之处,还有他拒绝详细说明他和父亲的谈话内容,以及他对父亲临终遗言的奇怪说法。正如验尸官所说,这些都对儿子非常不利。”

福尔摩斯暗自轻轻一笑,在软垫座位上伸直了身子。“你和验尸官都费了一番心思,”他说,“恰恰挑出了对这个年轻人最有利的几点。你难道看不出,你们一会儿认为他想象力太丰富,一会儿又认为他想象力太贫乏吗?说太贫乏,是因为他编不出一个能博得陪审团同情的争吵理由;说太丰富,是因为他竟然凭着自己的内心臆造出临终提到‘腊特’、布料消失这样离奇古怪的事情来。不,先生,我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着手处理这个案子:这个年轻人说的都是真话,我们来看看这个假设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好了,这是我的袖珍本彼特拉克,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关于这个案子我一个字也不再说了。我们在斯温登吃午饭,我看再过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经过美丽的斯特劳德河谷,越过宽阔的、波光粼粼的塞文河,终于到达了罗斯这座漂亮的乡间小镇,这时已经快四点钟了。一个瘦削的、像雪貂一样的男人正在站台上等我们,他样子鬼鬼祟祟,一脸狡猾。尽管他为了适应乡村环境,穿着一件浅棕色的风衣,打着皮绑腿,我还是毫不费力地认出了他就是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我们同他一起坐车到了赫里福德纹章旅馆,那里已经为我们订好了一个房间。

“我已经叫好了马车,”我们坐下喝茶时,雷斯垂德说,“我知道你精力充沛,不到犯罪现场去看一看,你是不会安心的。”

“你真是太好了,太会恭维人了,”福尔摩斯答道,“这完全是个气压的问题。”

雷斯垂德吃了一惊。“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晴雨表怎么样?二十九,我看到了。没有风,天上一丝云也没有。我这里有一盒香烟等着抽,这张沙发也比乡下旅馆里常见的那种讨厌的东西好得多。我想我今晚不大可能用那辆马车了。”

雷斯垂德宽容地笑了。“毫无疑问,你已经根据报纸得出了结论,”他说,“这个案子是明摆着的,越往里查就越清楚。当然,话又说回来,一位女士的请求是不能拒绝的,何况还是一位这么坚决的女士。她听说过你,想听听你的意见,尽管我一再告诉她,凡是你能做的,我都已经做过了。哎呀,天哪!她的马车到门口了。”

他话音未落,一位我生平见过的最可爱的年轻女子就冲进了屋里。她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嘴唇微张,两颊泛着红晕,激动和焦虑压倒了一切,使她把天生的矜持全都抛在了脑后。

“哦,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她嚷道,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转来转去,最后凭着女人敏锐的直觉,盯住了我的同伴,“您来了,我真高兴。我坐车赶来就是为了告诉您这一点。我知道不是詹姆斯干的。我知道,我希望您开始工作的时候也知道这一点。千万不要对这一点有任何怀疑。我们从小就认识,他的缺点我比谁都清楚;可是他心肠太软了,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凡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指控是荒谬的。”

“我希望我们能为他洗清罪名,特纳小姐,”夏洛克·福尔摩斯说,“您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

“可是您已经看过证词了。您已经得出了什么结论吧?您看不出有什么漏洞、有什么破绽吗?您自己不认为他是无辜的吗?”

“我认为很有可能。”

“你瞧!”她嚷道,把头往后一仰,挑战似的看着雷斯垂德,“你听见了吧!他给了我希望。”

雷斯垂德耸了耸肩。“恐怕我这位同行下结论下得有点太快了。”他说。

“可是他是对的。哦!我知道他是对的。詹姆斯绝没有干那种事。至于他同他父亲吵架的事,我敢肯定,他之所以不肯对验尸官说,是因为这件事牵涉到我。”

“怎么牵涉到您?”福尔摩斯问道。

“现在不是我隐瞒什么的时候了。詹姆斯和他父亲为了我有过许多分歧。麦卡锡先生非常希望我们两人结婚。詹姆斯和我一直像兄妹一样相亲相爱;可是,当然,他还年轻,还没见过多少世面,而且——而且——嗯,他自然还不想做那样的事。所以他们就吵架了,我敢肯定,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您父亲呢?”福尔摩斯问道,“他赞成这门婚事吗?”

“不,他也反对。除了麦卡锡先生以外,谁也不赞成。”福尔摩斯向她投去一道敏锐而探询的目光,她那张青春焕发的脸上飞快地掠过一阵红晕。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情况,”他说,“如果我明天去拜访,能见见您父亲吗?”

“恐怕医生不会允许。”

“医生?”

“是的,您没听说吗?可怜的父亲这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这件事把他彻底击垮了。他已经卧床不起,威洛斯医生说他已经垮了,神经系统也崩溃了。在世的人当中,只有麦卡锡先生是爸爸当年在维多利亚就认识的。”

“哈!在维多利亚!这很重要。”

“是的,在矿上。”

“正是;在金矿上,据我所知,特纳先生就是在那里发的财。”

“是的,没错。”

“谢谢您,特纳小姐。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明天您要是有什么消息,请告诉我。您一定会到监狱去见詹姆斯吧。哦,如果您去的话,福尔摩斯先生,请一定告诉他,我知道他是无辜的。”

“我会的,特纳小姐。”

“我现在得回家了,因为爸爸病得很重,我一离开他,他就非常想我。再见了,愿上帝帮助您完成您的任务。”她像进来时一样冲动地匆匆走出了屋子,我们听到她的马车辘辘地驶下了街道。

“我真为你感到羞愧,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以后,雷斯垂德一本正经地说,“你明知道那些希望注定要落空,为什么还要让她抱这样的希望呢?我的心肠并不算软,可是我说这样做太残忍了。”

“我想我已经看出该怎样为詹姆斯·麦卡锡洗清罪名了,”福尔摩斯说,“你有去监狱见他的许可证吗?”

“有,不过只限你和我两个人。”

“那我就要重新考虑我不出门的决定了。我们还来得及坐火车去赫里福德,今晚就见到他吗?”

“时间很充裕。”

“那我们就去吧。华生,恐怕你会觉得很无聊,不过我只出去两三个小时。”

我陪他们走到车站,然后在小镇的街道上闲逛了一阵,最后回到旅馆,躺在沙发上,想看一本黄封面的小说来打发时间。可是,同我们正在其中摸索的这个深奥的谜案比起来,那个故事微不足道的情节实在太单薄了,我发现我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小说的情节转到现实的事实上来,最后我把书扔到了屋子的另一头,一心一意地思考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来。假如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所说的完全是真的,那么,从他离开他父亲,到他听见父亲的惨叫而冲回林间空地的那一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什么完全意想不到的、非同寻常的灾祸呢?那是某种可怕而致命的事情。那会是什么呢?伤口的性质难道不能给我这个医生的直觉一点启示吗?我按铃叫人送来了郡里的周报,上面有验尸审讯的逐字记录。外科医生的证词说,左顶骨后部三分之一和枕骨左半部被钝器重重一击,打得粉碎。我在自己的头上标出了那个部位。很明显,这样一击一定是从背后打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有利,因为有人看见他们争吵时,他是同他父亲面对面的。不过,这一点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因为老人可能在挨打之前转过身去了。但无论如何,也许值得提请福尔摩斯注意这一点。其次是临终时奇怪地提到的“腊特”。那会是什么意思呢?那不可能是神志不清。一个因为突然遭到打击而濒临死亡的人,通常不会神志不清。不,那更可能是想说明他是怎么遭遇不幸的。可是那会说明什么呢?我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可能的解释。还有年轻的麦卡锡看见的那块灰色布料的事。如果那是真的,那么凶手一定是在逃跑时掉下了他的一件衣服,大概是他的大衣,而且他一定是胆大包天,竟然在儿子背对着他、跪在不到十几步远的地方时,又回来把它拿走了。整件事真是一连串的谜团和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并不奇怪雷斯垂德会有那样的看法,可是我非常信任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洞察力,所以只要每一个新的事实似乎都在加强他对年轻的麦卡锡无罪的信念,我就不会失去希望。

夏洛克·福尔摩斯回来时已经很晚了。他是一个人回来的,因为雷斯垂德住在镇上的寓所里。

“晴雨表仍然很高,”他坐下时说,“在我们能去察看现场之前不下雨,这一点很重要。另一方面,做这样精细的工作,一个人必须处在最佳状态,头脑最敏锐,我不想在长途旅行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去做。我见过年轻的麦卡锡了。”

“你从他那里了解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

“他一点也没能提供线索吗?”

“一点也没有。我一度倾向于认为他知道是谁干的,在包庇那个人,不管那人是男是女,可是现在我确信,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是一头雾水。他不是一个很机灵的年轻人,不过长得一表人才,我想他的心地也是好的。”

“我可不能欣赏他的眼光,”我说,“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同特纳小姐这样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士结婚的话。”

“啊,这里面有一个相当令人痛心的故事。这个家伙疯狂地、发了狂似的爱着她,可是大约两年前,他还只是个少年,那时他还不真正了解她,因为她在一所寄宿学校上了五年学,你猜这个傻瓜干了什么?他落进了布里斯托尔一个酒吧女招待的手掌心,还在婚姻登记处同她结了婚。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你可以想象,他明明哪怕挖掉自己的眼睛也愿意去做一件事,却又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偏偏还因为没有去做而受到责骂,这该多么叫他发狂。正是这种极度的狂乱,使他在最后一次同父亲见面、父亲逼他去向特纳小姐求婚的时候,把双手举到了空中。另一方面,他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他父亲——人人都说他是个非常冷酷的人——要是知道了真相,就会把他彻底抛弃。最后那三天他在布里斯托尔,就是同他那个当酒吧女招待的妻子在一起,他父亲并不知道他在哪里。注意这一点。这很重要。不过,坏事也变成了好事,因为那个酒吧女招待从报上得知他惹上了大麻烦,很可能被绞死,就把他彻底抛弃了,还写信告诉他,说她在百慕大船坞已经有一个丈夫了,所以他们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这个消息已经安慰了年轻的麦卡锡,抵得上他所受的一切苦楚了。”

“可是如果他是无辜的,那又是谁干的呢?”

“啊!是谁呢?我要特别提请你注意两点。一点是,被害人在池塘边同某个人有约会,而那个人不可能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出门在外,他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第二点是,有人听到被害人在知道儿子已经回来之前就喊了一声‘库伊!’。这就是这个案子赖以成立的关键之处。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来谈谈乔治·梅瑞狄斯吧,一切次要的事情都留到明天再说。”

正如福尔摩斯预言的那样,没有下雨,早晨天色晴朗,万里无云。九点钟,雷斯垂德坐着马车来接我们,我们就出发去哈瑟利农场和博斯科姆布池塘。

“今天早上有个严重的消息,”雷斯垂德说,“据说庄园的特纳先生病得很重,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想他年纪很大了吧?”福尔摩斯说。

“六十岁左右;可是他在国外的生活损坏了他的体质,他的身体衰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坏。他是麦卡锡的老朋友,而且,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是麦卡锡的大恩人,因为我听说,他把哈瑟利农场免费给麦卡锡住。”

“真的!这很有意思。”福尔摩斯说。

“哦,是的!他在其他许许多多方面都帮助过他。这一带的人个个都说他待麦卡锡好。”

“是吗!这个麦卡锡自己似乎没有多少财产,又受了特纳这么多恩惠,却还要说让他的儿子娶特纳的女儿——而她大概是那份产业的继承人——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好像只要一求婚,其余的一切就都会随之而来,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更奇怪的是,我们知道特纳本人是反对这个主意的。他的女儿已经这样告诉我们了。你难道不能从中推断出什么吗?”

“我们说到推断和推论上来了,”雷斯垂德朝我眨了眨眼睛说,“福尔摩斯,我光是对付事实就已经够难的了,可没工夫去追逐那些理论和幻想。”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对付事实确实很难。”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抓住了一个你似乎很难抓住的事实。”雷斯垂德有点激动地回答。

“那就是——”

“老麦卡锡是死在小麦卡锡手里的,一切相反的理论都只不过是月光一样虚无缥缈的空想。”

“嗯,月光总比雾要亮一些,”福尔摩斯笑着说,“不过,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左边这座就是哈瑟利农场了吧。”

“是的,就是这座。”这是一座宽敞而舒适的建筑,两层楼,石板屋顶,灰色的墙上长着一大片一大片黄色的地衣。可是,放下来的百叶窗和不冒烟的烟囱,使它显出一副遭了灾的样子,好像这场惨祸的重压仍然沉沉地落在它身上。我们在门口叫门,女仆应福尔摩斯的要求,拿出她的主人死时穿的那双靴子给我们看,还拿出了一双儿子的靴子,不过不是他当时穿的那一双。福尔摩斯从七八个不同的部位非常仔细地量了这些靴子,然后要求领他到院子里去,我们都从院子里沿着那条通往博斯科姆布池塘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去。

夏洛克·福尔摩斯在热切地追踪这样一条线索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些只知道贝克街那位安静的思想家和逻辑学家的人,见了他准会认不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神色阴沉。他的两道眉毛紧锁成两条又硬又黑的线,眉毛底下的眼睛射出钢铁般的光芒。他的脸朝下低着,肩膀弓着,嘴唇紧闭,细长而筋肉发达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像一根根鞭绳。他的鼻孔似乎因为一种纯粹是野兽般的追猎欲望而张大了,他的心思全都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别人问他什么、对他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或者至多只是不耐烦地很快咆哮一声作为回答。他迅速而默不作声地沿着那条穿过草地的小路走去,然后穿过树林,来到博斯科姆布池塘。那是一片潮湿的沼泽地,那一带全都是这样,小路上和小路两边的矮草丛中,都有许多脚印。福尔摩斯有时急匆匆地往前走,有时又突然停住,有一次还绕到草地上去兜了一个小圈子。雷斯垂德和我跟在他后面,那位侦探显得漠不关心、满脸轻蔑,而我却怀着兴趣注视着我的朋友,因为我深信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

博斯科姆布池塘是一片四周长着芦苇的小水面,宽约五十码,位于哈瑟利农场和富有的特纳先生的私人园林交界的地方。在池塘对岸的树林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尖顶突出来,那就是那位富有的地主住宅的所在地。在池塘靠哈瑟利的这一边,树林长得非常茂密,在树林边缘和湖边的芦苇之间,有一条宽二十步的狭长的湿草地带。雷斯垂德把发现尸体的确切地点指给我们看,那里的地面确实非常潮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遭到致命一击的人倒下时留下的痕迹。我从福尔摩斯那急切的脸色和凝视的目光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在这片被踩倒了的草地上,还可以看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他像一条正在嗅寻气味的狗一样跑来跑去,然后转身对着我的同伴。

“你到池塘里去干什么?”他问道。

“我用耙子在里面捞了捞。我想也许会有什么凶器或者别的痕迹。可是你究竟是怎么——”

“哦,啧,啧!我没有时间!你那只往里拐的左脚到处都是。连鼹鼠都能跟踪它,它在那里消失在芦苇丛中了。哦,要是我在他们像一群水牛那样跑来、在上面乱踩乱滚之前就到了这里,那一切该有多么简单啊。这里是看门人带的那一伙人来的地方,他们把尸体周围六到八英尺内的痕迹全都盖住了。可是这里有同一双脚留下的三行不同的脚印。”他掏出一个放大镜,躺在他的防水衣上,以便看得更清楚,嘴里一直说着话,多半是说给他自己听,而不是说给我们听。“这是年轻的麦卡锡的脚印。他两次是走着的,一次是飞快地跑着的,所以脚掌的印子很深,脚跟几乎看不出来。这证实了他的说法。他看见父亲倒在地上的时候跑了起来。这里是父亲走来走去时留下的脚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儿子站着听的时候枪托留下的印子。这又是什么?哈哈!这是什么?脚尖!脚尖!而且是方头的,很不寻常的靴子!它们来了,又走了,又来了——当然,那是来拿斗篷的。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跑来跑去,有时找不到脚印,有时又找到了,一直到我们走进了树林边上,来到一棵大山毛榉树的树荫下,那是附近最大的一棵树。福尔摩斯一路追踪到这棵树的另一边,又一次脸朝下趴在地上,满意地轻轻叫了一声。他在那里待了很久,翻动着落叶和枯枝,把一些在我看来像是尘土的东西收进一个信封里,又用放大镜不仅察看地面,甚至还察看了他够得着的树皮。苔藓中间有一块边缘参差不齐的石头,他也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并且把它留了下来。然后他沿着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走去,一直走到大路上,所有的痕迹在那里都消失了。

“这是个相当有意思的案子,”他恢复了平常的态度,说道,“我想右边这座灰色的房子一定就是看门人的小屋了。我想进去同莫兰说几句话,也许再写一张便条。办完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坐车回去吃午饭了。你们先走到马车那里去,我马上就来。”

大约过了十分钟,我们才回到马车上,坐车回到罗斯,福尔摩斯仍然带着他在树林里捡到的那块石头。

“你也许会对这个感兴趣,雷斯垂德,”他把石头递过去说,“凶手就是用它杀人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痕迹。”

“是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它底下的草还在生长。它在那里只放了几天。看不出它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它同伤口相符。看不出有任何别的凶器。”

“那么凶手呢?”

“是一个高个子,左撇子,右腿瘸,穿一双厚底的狩猎靴,披一件灰色斗篷,抽印度雪茄,用雪茄烟嘴,口袋里带着一把钝了的小折刀。还有其他几个迹象,不过这些也许已经足以帮助我们进行搜寻了。”

雷斯垂德笑了起来。“恐怕我仍然是个怀疑论者,”他说,“理论固然很好,可是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头脑冷静、讲究实际的英国陪审团。”

“走着瞧吧,”福尔摩斯平静地答道,“你用你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今天下午我会很忙,大概会坐晚班火车回伦敦。”

“案子没办完就走吗?”

“不,已经办完了。”

“可是那个谜呢?”

“已经解开了。”

“那么,罪犯是谁呢?”

“就是我描述的那位先生。”

“可是他是谁呢?”

“要查出来肯定不难。这一带人口并不那么稠密。”

雷斯垂德耸了耸肩。“我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说,“我实在不能满乡下去找一个瘸腿的左撇子绅士。我会成为苏格兰场的笑柄的。”

“好吧,”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你的住处到了。再见。我走之前会给你写个便条。”

我们把雷斯垂德送到他的住处以后,就坐车回到我们的旅馆,午饭已经摆在桌上了。福尔摩斯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就像一个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境地的人。

“听我说,华生,”饭桌收拾干净以后,他说,“就坐在这把椅子上,让我给你讲一会儿道理。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很看重你的意见。点一支雪茄,让我来详细说明一下。”

“请讲吧。”

“好,在考虑这个案子的时候,年轻的麦卡锡的叙述中有两点立刻引起了我们两人的注意,不过这两点给我的印象是对他有利,给你的印象却是对他不利。一点是,根据他的叙述,他父亲在看见他之前就喊了一声‘库伊!’。另一点是他父亲临终时奇怪地提到了‘腊特’。你要知道,他含含糊糊地说了几个字,可是传进儿子耳朵里的就只有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这两点出发,我们首先假定这个小伙子说的完全是真话。”

“那么,这一声‘库伊!’是怎么回事呢?”

“嗯,显然它不可能是冲着儿子喊的。据他所知,儿子还在布里斯托尔。儿子在能听到喊声的地方,纯属偶然。喊这一声‘库伊!’,是为了引起同他约会的那个人的注意,不管那个人是谁。可是‘库伊’是一种地道的澳大利亚人的喊声,是澳大利亚人之间用的。因此可以有力地推定,麦卡锡在博斯科姆布池塘等着见面的那个人,是一个在澳大利亚待过的人。”

“那么,‘腊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在桌上摊平。“这是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地图,”他说,“我昨晚打电报到布里斯托尔要来的。”他用手遮住地图的一部分。“你念出来是什么?”

“腊特。”我念道。

“现在呢?”他把手抬了起来。

“巴拉腊特。”

“正是。那就是那个人说出的那个词,他的儿子只听清了最后两个音节。他是想说出杀害他的人的名字。巴拉腊特的某某人。”

“妙极了!”我叫道。

“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你瞧,我已经把范围大大缩小了。假定儿子的陈述是正确的,那么那件灰色衣服就是第三点,而且是确定无疑的。现在我们已经从模糊不清的状态中走出来,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一个来自巴拉腊特、披着灰色斗篷的澳大利亚人。”

“当然。”

“而且是一个熟悉这个地区的人,因为只有经过农场或者庄园才能到达那个池塘,陌生人是很难在那里走动的。”

“正是。”

“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实地察看了。通过对现场的察看,我得到了一些关于罪犯个人特征的细节,并把它们告诉了雷斯垂德那个蠢货。”

“可是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细节的呢?”

“你知道我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细微之处的观察上的。”

“我知道,他的身高你可以从他步子的长度大致判断出来。他的靴子也可以从脚印看出来。”

“是的,那是一双很特别的靴子。”

“可是他的瘸腿呢?”

“他右脚的脚印总是比左脚的浅。他放在右脚上的重量比较轻。为什么呢?因为他走路一瘸一拐——他是个瘸子。”

“可是他是左撇子呢?”

“你自己也注意到了验尸审讯中外科医生所记录的伤口的性质。那一击是从正后方打来的,却打在左边。那么,除非是左撇子打的,否则怎么会这样呢?父子俩谈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在那棵树后面。他甚至还在那里抽过烟。我发现了雪茄烟灰,凭着我对烟灰的专门知识,我可以断定那是印度雪茄。你知道,我在这方面花过一些心思,还写过一篇小专论,论述一百四十种不同的烟斗烟丝、雪茄和香烟的烟灰。找到烟灰以后,我又四下察看,在苔藓中间发现了他扔掉的烟头。那是一支印度雪茄,是在鹿特丹卷制的那一种。”

“那么雪茄烟嘴呢?”

“我看得出烟头没有在他嘴里含过。所以他用了烟嘴。烟头是切掉的,不是咬掉的,可是切口不齐,所以我推断出是一把钝了的小折刀。”

“福尔摩斯,”我说,“你已经在这个人周围撒下了一张他无法逃脱的网,你挽救了一条无辜的生命,就像你割断了正在绞死他的绳索一样。我看出这一切指向何处了。罪犯是——”

“约翰·特纳先生到!”旅馆的侍者打开我们起居室的门,领进一位客人,大声通报道。

走进来的这个人样子奇特,令人难忘。他步履缓慢,一瘸一拐,肩膀佝偻,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是他那冷峻的、布满深深皱纹的、棱角分明的面容和他那硕大的四肢,又表明他具有非同寻常的体力和性格。他那纠结的胡须、灰白的头发和突出下垂的眉毛,使他的外表显得庄严而有力,可是他的脸色灰白,嘴唇和鼻孔边上泛着一丝青紫。我一眼就看出,他正受着某种致命的慢性病的折磨。

“请在沙发上坐吧,”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您收到我的便条了吧?”

“是的,看门人拿上来了。您说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希望在这里见我。”

“我想,如果我到庄园去,人们会议论的。”

“那您为什么要见我呢?”他朝我的同伴望过去,疲惫的眼睛里带着绝望,好像他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是的,”福尔摩斯说,他回答的是那眼神,而不是那句话,“正是这样。麦卡锡的事我全都知道了。”

老人用双手捂住了脸。“上帝救救我吧!”他叫道,“可是我是不会让那个年轻人受害的。我向您保证,要是巡回审判庭的判决对他不利,我一定会说出来的。”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福尔摩斯严肃地说。

“要不是为了我亲爱的女儿,我现在就说出来了。这会让她伤心欲绝的——她听说我被捕了,一定会伤心欲绝的。”

“也许不至于到那个地步。”福尔摩斯说。

“什么?”

“我不是官方的侦探。据我所知,是您的女儿要我到这里来的,我是为她的利益行事的。不过,年轻的麦卡锡必须开脱出来。”

“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老特纳说,“我得糖尿病好多年了。我的医生说,我能不能再活一个月都难说。可是我宁愿死在自己家里,也不愿死在监狱里。”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在桌子旁边坐下,手里拿着笔,面前放着一沓纸。“您就把实情告诉我们吧,”他说,“我把事实记下来。您签个字,这位华生可以作证。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您的供词来救年轻的麦卡锡。我向您保证,除非绝对需要,否则我不会用它。”

“这样也好,”老人说,“我能不能活到巡回审判开庭都难说,所以这对我关系不大,可是我想让艾丽斯免受这个打击。现在我就把事情给你们讲清楚;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才发生,可是讲起来用不了多久。

“你们不了解这个死了的人,麦卡锡。他是个魔鬼的化身。我跟你们说吧。愿上帝保佑你们永远别落到他那种人的手里。这二十年来,他一直攥着我,把我的一生都毁了。我先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落到他手里的。

“那是六十年代初,在金矿上。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肯干;我交上了坏朋友,喝起酒来,挖矿又不走运,就跑进了丛林,一句话,成了你们这儿所说的拦路强盗。我们一共六个人,过着无法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时不时抢劫一个牧场,或者拦截去金矿的路上的马车。我那时用的名字是巴拉腊特的黑杰克,我们这一伙人在殖民地至今还有人记得,叫巴拉腊特帮。

“有一天,一支运金的车队从巴拉腊特开往墨尔本,我们埋伏在路上,向它发动了袭击。他们有六个骑警,我们也是六个人,所以双方势均力敌,可是第一排枪我们就打下了他们四个人的马鞍。不过,在我们抢到那批货以前,我们这边也有三个弟兄被打死了。我用手枪顶住了赶车人的脑袋,那个赶车人正是这个麦卡锡。我真恨老天没让我当时就一枪毙了他,可是我饶了他,尽管我看见他那双邪恶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好像要记住我的每一个特征。我们带着金子跑了,成了有钱人,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就到了英国。到了那儿,我就同我的老伙计们分了手,决心过一种安安静静、体体面面的生活。我买下了这座庄园,那时它碰巧正在出售,我就打算用我的钱做点好事,来弥补我挣这笔钱的那种手段。我还结了婚,虽然我的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了,可是她给我留下了我亲爱的小艾丽斯。甚至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那只小手似乎就引着我走上了正路,这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一句话,我洗心革面,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弥补过去。一切都很顺利,可就在这时,麦卡锡抓住了我。

“我为了一笔投资到伦敦去,在摄政街碰上了他,他几乎衣不蔽体,脚上连双像样的靴子都没有。

“‘咱们又见面了,杰克,’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说,‘我们就跟你的家里人一样了。我们有两个人,我和我儿子,你得养着我们。要是你不肯——英国可是个守法的好地方,随便喊一声,总有警察在旁边。’

“唉,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西部乡下,怎么也甩不掉,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不付租金地住在我最好的地上。我没有安宁,没有平静,也没法忘掉过去;不管我转到哪里,他那张狡猾的、咧着嘴笑的脸总是在我身边。艾丽斯长大以后,情况就更糟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我怕她知道我的过去,比怕警察还厉害。他要什么就非得到不可,而不管他要什么,我都二话不说地给了他,土地、钱、房子,直到最后他要了一样我不能给的东西。他要艾丽斯。

“你们瞧,他的儿子长大了,我的女儿也长大了,大家都知道我身体不好,所以在他看来,让他的儿子来接管我的全部财产,那可是一着妙棋。可是在这件事上我毫不让步。我不愿意让他那该死的血统同我的血统混在一起;倒不是我讨厌那个小伙子,可是他身上流着他父亲的血,这就够了。我毫不让步。麦卡锡威胁我。我就让他尽管使出最坏的手段来。我们约好在两家之间的那个池塘边见面,把这件事谈个清楚。

“我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同他的儿子说话,所以我就抽着雪茄,在一棵树后面等着,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再说。可是我听着他说的话,我心里一切阴暗和怨恨的东西似乎都涌了上来。他在逼他的儿子娶我的女儿,根本不管她会怎么想,就好像她是街上的一个下贱女人一样。一想到我和我最珍爱的一切都落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我就要发疯了。难道我不能挣断这条锁链吗?我已经是一个快要死的、走投无路的人了。虽然我头脑清醒,手脚也还算有力气,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可是我的名声和我的女儿呢!只要我能让那条肮脏的舌头住嘴,这两样就都能保住。我就这样做了,福尔摩斯先生。要是再来一次,我还会这样做。我虽然罪孽深重,可是我已经像殉道者一样过了一辈子来赎罪了。可是要让我的女儿也落进困住我的那张网里,那是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我把他打倒在地,就像打死一只肮脏的毒虫一样,没有一丝内疚。他的叫喊声把他的儿子引了回来;可是我已经躲进了树林,不过我不得不回去取我逃跑时掉下的那件斗篷。先生们,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的真实经过。”

“好吧,我无权审判您,”老人在写好的供词上签了字以后,福尔摩斯说,“但愿我们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诱惑。”

“但愿不会,先生。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考虑到您的健康状况,我什么也不打算做。您自己也知道,您很快就要在一个比巡回审判庭更高的法庭上为您的行为作出交代了。我会保存您的供词,如果麦卡锡被判有罪,我就不得不使用它。如果没有,那么凡人的眼睛永远也不会看到它;而您的秘密,不论您是生是死,在我们这里都是安全的。”

“那么,永别了,”老人庄重地说,“将来你们临终的时候,想到你们给了我临终时的安宁,你们也会走得安心些的。”他那巨大的身躯摇摇晃晃、颤抖着,一步一踉跄地慢慢走出了屋子。

“上帝救救我们吧!”沉默了很久以后,福尔摩斯说,“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捉弄这些可怜的、无助的小虫子呢?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案子,总会想起巴克斯特的话,并且说:‘若不是蒙上帝的恩典,走在那里的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詹姆斯·麦卡锡在巡回审判庭上被宣告无罪,根据的是福尔摩斯提出并交给辩护律师的一系列异议。在我们那次会面以后,老特纳又活了七个月,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世了;那个儿子和那个女儿很有希望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对笼罩在他们过去的那片乌云却一无所知。

Translation by Classica Labs,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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