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y 5
第五篇 五粒桔子核
当我翻阅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〇年间夏洛克·福尔摩斯所办案件的笔记和记录时,我发现其中有那么多案子具有离奇而有趣的特点,要决定选哪些、舍哪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有些案子已经在报纸上公开报道过了;另一些案子则没有为我朋友那些卓越的特殊才能提供用武之地,而这些才能正是这些记述想要说明的。还有一些案子难倒了他的分析本领,如果作为故事来写,就会有头无尾;另一些则只弄清了一部分,对它们的解释所依据的是推测和猜想,而不是他所珍视的那种绝对的逻辑证明。不过,最后这一类中有一件,细节非常不同寻常,结局又非常惊人,所以我忍不住想把它记述一下,尽管这件事有些地方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而且很可能永远也弄不清楚了。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了一长串案子,有的比较有趣,有的不那么有趣,我都保存着记录。在这十二个月的标题中,我找到了帕拉多尔密室案;业余乞丐协会案——这个协会在一家家具仓库的地下室里开设了一个豪华的俱乐部;英国三桅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的有关事实;格赖斯·帕特森一家在乌法岛上的奇遇;最后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最后这个案子里,夏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弦,从而证明这块表在两个小时以前已经上过弦,因此死者是在那段时间之内上床睡觉的——这个推断对于查清此案极为重要。所有这些案子,我也许将来会写个梗概,可是没有一件像我现在提笔要描述的这一连串奇怪的事情那样具有奇特的特点。
那是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大风来得异常猛烈。整整一天,狂风呼啸,大雨拍打着窗户,因此,即使在这伟大的、人工建造的伦敦城中心,我们也不得不暂时把心思从日常生活中抬起来,意识到那些巨大的自然力量的存在,它们就像笼中未驯服的野兽,隔着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尖叫。天色渐晚,暴风雨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响,风在烟囱里像孩子一样哭泣呜咽。夏洛克·福尔摩斯闷闷不乐地坐在壁炉的一边,给他的犯罪记录编交叉索引,我坐在另一边,埋头读着克拉克·拉塞尔的一篇出色的海上故事,直到外面狂风的怒吼似乎同书中的文字融为一体,雨水的飞溅声也仿佛拉长成了海浪长长的拍击声。我的妻子回娘家去了,所以有几天我又住进了贝克街我的老住处。
“咦,”我抬头望着我的同伴说,“刚才肯定是门铃响了。今晚谁会来呢?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没有朋友,”他答道,“我不鼓励别人来访。”
“那么,是委托人?”
“如果是,那就是个严重的案子。不是严重的事,谁也不会在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时候出门。不过我想更可能是女房东的哪个老相识。”
可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他伸出长长的手臂,把灯从自己这边转开,转向那把空椅子,新来的人一定会坐在那里。
“请进!”他说。
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岁,修饰整洁,衣着讲究,举止中带着几分文雅和细腻。他手里那把淌着水的雨伞和他那件闪闪发亮的长雨衣,说明他是冒着多么恶劣的天气来的。他在灯光的照耀下焦急地四下张望,我可以看出他脸色苍白,眼皮沉重,就像一个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
“我得向你们道歉,”他说着,把他的金丝夹鼻眼镜举到眼前,“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恐怕我把一些风雨的痕迹带进了你们舒适的屋子里。”
“把您的外衣和雨伞给我吧,”福尔摩斯说,“挂在这个钩子上,一会儿就干了。我看您是从西南边来的。”
“是的,从霍舍姆来。”
“我在您的鞋尖上看到的那种黏土和白垩的混合物,特征是很明显的。”
“我是来请教的。”
“这很容易办到。”
“还想请您帮忙。”
“这就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我听说过您,福尔摩斯先生。我从普伦德加斯特少校那里听说,您是怎样在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中救了他的。”
“啊,当然。他被人冤枉玩牌作弊。”
“他说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他说得太过分了。”
“说您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失败过四次——三次败在男人手里,一次败在一个女人手里。”
“可是同您成功的次数比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错,我一般都是成功的。”
“那么在我这件事上,您也可能成功。”
“请您把椅子挪到炉火边来,把您的案子详细地讲给我听听。”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的案子没有一件是普通的。我是最后的上诉法庭。”
“可是,先生,我怀疑,在您的全部经历中,您是否听到过比我家里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更神秘、更难以解释的事情。”
“您让我充满了兴趣,”福尔摩斯说,“请您把基本事实从头讲给我们听,然后我可以就那些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细节向您提问。”
年轻人把椅子挪近,把他那双湿脚伸向炉火。
“我的名字,”他说,“叫约翰·奥彭肖,不过,就我所能理解的来说,我自己的事情同这件可怕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这是一件从上代传下来的事;所以,为了让您对事实有所了解,我必须从这件事的开头讲起。
“您要知道,我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叔叔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考文垂有一家小工厂,在自行车发明的时候扩大了。他是奥彭肖不破轮胎的专利持有人,他的生意非常成功,所以他能够把工厂卖掉,带着一笔丰厚的资财退休。
“我的叔叔伊莱亚斯年轻时移居美国,在佛罗里达当了种植园主,据说干得很好。内战时期,他在杰克逊的部队里作战,后来又在胡德手下,一直升到了上校。李将军放下武器以后,我叔叔回到了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待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年或一八七〇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发了一大笔财,他离开美国的原因是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古怪的人,性情暴躁,脾气急,发起火来满嘴脏话,而且非常孤僻。他住在霍舍姆的那些年里,我怀疑他是否进过一次城。他的房子周围有一个花园和两三块田地,他就在那里锻炼身体,不过他常常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出房门。他白兰地喝得很多,烟也抽得很凶,可是他不见任何人,也不想要任何朋友,连他自己的亲兄弟也不例外。
“他倒不在乎我;事实上,他很喜欢我,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他已经在英国住了八九年了。他求我父亲让我同他住在一起,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待我很好。他清醒的时候,喜欢同我下双陆棋和国际跳棋,他还让我做他的代表,同仆人和商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成了这个家的主人。所有的钥匙都由我保管,只要我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有一个奇怪的例外,那就是他在阁楼上有一间单独的屋子,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总是锁着,他从来不允许我或者任何别人进去。我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曾经从钥匙孔里往里偷看过,可是除了这种屋子里通常会有的一堆旧箱子和包裹以外,我什么也没看到。
“有一天——那是一八八三年三月——上校的盘子前面的桌上放着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他收到信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因为他的账单都是用现金付的,而且他没有任何朋友。‘从印度来的!’他拿起信来说,‘本地治里的邮戳!这会是什么呢?’他匆匆拆开信封,从里面蹦出了五粒干瘪的小桔子核,嗒嗒地落在他的盘子里。我看了不禁笑了起来,可是一看到他的脸,笑容就从我的嘴唇上消失了。他的嘴唇耷拉下来,眼睛凸了出来,皮肤变成了油灰的颜色,他瞪着那只仍然拿在他颤抖的手里的信封,‘K. K. K.!’他尖叫道,接着又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罪孽找上门来了!’
“‘这是什么,叔叔?’我叫道。
“‘死亡。’他说,从桌边站起身来,回到了他的屋里,留下我吓得心怦怦直跳。我拿起信封,看见在信封口盖内侧、就在胶水的上方,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着三个重复的字母K。除了那五粒干桔子核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为什么会吓成这个样子呢?我离开了早餐桌,上楼的时候,碰见他正走下来,一只手拿着一把生了锈的旧钥匙,那一定是阁楼的钥匙,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像钱箱一样的小黄铜盒子。
“‘随他们怎么干吧,我还是要将他们一军。’他骂了一句说,‘告诉玛丽,我今天屋里要生火,再派人去请霍舍姆的律师福德姆来。’
“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律师来了以后,我被叫到那间屋里去。炉火烧得很旺,炉栅里有一大堆黑色的、松软的灰烬,像是烧过的纸,那个黄铜盒子开着,空空地放在旁边。我朝盒子瞥了一眼,吃惊地发现盒盖上印着我早上在信封上看到的那三个K。
“‘约翰,’我叔叔说,‘我要你为我的遗嘱作证。我把我的地产,连同它的一切好处和一切坏处,都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毫无疑问,将来它会传给你。如果你能安安稳稳地享用它,那就好!如果你发现你不能,那就听我的劝告,孩子,把它留给你最凶恶的仇人。我很抱歉给你留下这样一件两面开刃的东西,可是我说不准事情会怎样发展。请你在福德姆先生指给你的地方签个字吧。’
“我照吩咐在文件上签了字,律师把它带走了。您可以想象,这件奇怪的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反复琢磨,翻来覆去地想,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可是我摆脱不了它留下的那种模糊的恐惧感,虽然几个星期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打乱我们平常的生活,这种感觉也就不那么强烈了。不过,我可以看出我叔叔变了。他喝得比以前更多了,也更不愿意同任何人来往。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屋里,从里面把门锁上,可是有时候他会像发了酒疯一样冲出来,从屋里跑出去,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在花园里乱跑,尖声喊叫着说他谁也不怕,不管是人还是魔鬼,都别想把他像羊圈里的羊一样关起来。可是,这一阵发作过去以后,他又会慌慌张张地冲进门来,在身后把门锁上、闩上,就像一个再也无法硬着头皮抵挡住灵魂深处的恐惧的人。在这种时候,我曾经看见他的脸,即使在寒冷的日子里,也湿漉漉地发亮,就像刚从脸盆里抬起来一样。
“好了,福尔摩斯先生,为了把这件事讲完,也不再耗费您的耐心,有一天夜里,他又发了一次酒疯冲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脸朝下倒在花园尽头一个长满绿色浮沫的小水塘里。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水也只有两英尺深,所以陪审团考虑到他众所周知的古怪脾气,作出了‘自杀’的裁决。可是我知道他一想到死就会发抖,所以我很难让自己相信他会特意去寻死。不过,这件事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那份地产,还有存在银行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
“请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话说,“我预料您的陈述将是我听到过的最不同寻常的陈述之一。请告诉我您叔叔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他所谓自杀的日期。”
“那封信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到的。他死在七个星期以后,五月二日夜里。”
“谢谢您。请接着讲吧。”
“我父亲接管霍舍姆的产业以后,应我的要求,仔细检查了那间一直锁着的阁楼。我们在那里找到了那个黄铜盒子,不过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盒盖内侧有一张纸标签,上面重复写着K. K. K.这几个首字母,下面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登记簿’。我们推测,这些字说明了奥彭肖上校所毁掉的那些文件的性质。此外,阁楼里除了许多散乱的、涉及我叔叔在美国生活的文件和笔记本以外,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战争时期的,表明他尽了自己的职责,享有勇敢士兵的名声。另一些是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同政治有关,因为他显然曾经积极反对那些从北方派下来的投机政客。
“好了,我父亲是在一八八四年初搬到霍舍姆来住的,一直到一八八五年一月,我们一切都再好不过了。新年过后的第四天,我们一起坐在早餐桌旁的时候,我听到父亲惊讶地尖叫了一声。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拿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伸出的手掌上放着五粒干桔子核。他一向嘲笑我讲的关于上校的事,说那是无稽之谈,可是现在同样的事情落到了他自己头上,他显得非常害怕,非常困惑。
“‘哎呀,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约翰?’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心沉了下去,像灌了铅一样。‘是K. K. K.。’我说。
“他往信封里看了看。‘是这样,’他叫道,‘就是这几个字母。可是上面写的这是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上。’我从他的肩膀后面望过去,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他问。
“‘花园里的日晷。没有别的日晷,’我说,‘可是文件一定是指那些已经毁掉的文件。’
“‘呸!’他鼓起勇气说,‘我们这里是文明国家,不能容忍这种胡闹。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从邓迪来的。’我看了看邮戳答道。
“‘是什么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日晷和文件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种胡说八道我才不理会呢。’
“‘我要是你,一定去报警。’我说。
“‘好让人家笑话我白费力气。绝不。’
“‘那么让我去报警行吗?’
“‘不行,我不许你去。我不想为这种胡说八道大惊小怪。’
“同他争论也没用,因为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可是,我心里却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信到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拜访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少校在波特斯当山上指挥一座要塞。他去了,我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他离开家,就离危险远了一些。可是在这一点上我错了。他离家的第二天,我收到少校的一封电报,恳求我马上就去。我父亲掉进了附近许多很深的白垩坑中的一个,头骨碎裂,躺在那里不省人事。我急忙赶到他那里,可是他一直没有恢复知觉就去世了。看来他是在黄昏时分从费勒姆回来,因为他不熟悉那一带,白垩坑又没有围栏,所以陪审团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意外死亡’的裁决。尽管我仔细检查了同他的死有关的每一个事实,我还是找不出任何可以说明是谋杀的东西。没有暴力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抢劫,也没有任何人在路上看见过陌生人的记录。然而,我用不着告诉您,我的心里一点也不平静,我几乎可以肯定,有人在他周围设下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我就是以这样一种不祥的方式继承了这份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处理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叔叔一生中的某件事情,所以住在哪一所房子里,危险都同样紧迫。
“我可怜的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零八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霍舍姆过得很幸福,我已经开始希望这个诅咒已经离开了我们家,随着上一代人一起结束了。可是,我开始放心得太早了;昨天早上,打击以落在我父亲头上的同样方式落了下来。”
年轻人从背心里掏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转向桌子,从信封里抖出了五粒干瘪的小桔子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接着说,“邮戳是伦敦——东区。里面写的正是我父亲收到的最后那封信上的话:‘K. K. 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上’。”
“您做了什么?”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没做?”
“说实话,”——他把脸埋在他那双瘦削苍白的手里——“我觉得自己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眼看着蛇蜿蜒着向它爬过来。我好像落在了某种不可抗拒的、无情的邪恶力量的手中,任何预见、任何防范都无法抵挡它。”
“啧!啧!”夏洛克·福尔摩斯叫道,“您必须行动起来,老兄,不然您就完了。只有行动才能救您。现在不是绝望的时候。”
“我已经去找过警察了。”
“啊!”
“可是他们听我讲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我相信那位督察已经认定,那些信全是恶作剧,我亲人的死确实像陪审团所说的那样是意外,同那些警告没有关系。”
福尔摩斯在空中挥舞着他紧握的拳头。“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叫道。
“不过,他们给我派了一名警察,可以同我一起待在家里。”
“他今晚同您一起来了吗?”
“没有。他接到的命令是待在家里。”
福尔摩斯又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大发雷霆。
“您为什么来找我?”他说,“最重要的是,您为什么不马上就来?”
“我不知道。直到今天我才把我的麻烦告诉了普伦德加斯特少校,是他劝我来找您的。”
“您收到这封信实际上已经两天了。我们本该早就采取行动的。我想,除了您刚才告诉我们的以外,您没有别的证据了吧——没有什么能帮助我们的、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样东西。”约翰·奥彭肖说。他在外衣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张褪了色的、带点蓝色的纸,摊在桌上。“我记得,”他说,“我叔叔烧文件的那一天,我注意到灰烬中没有烧完的小纸边就是这种特别的颜色。我在他屋里的地板上找到了这一张纸,我倾向于认为,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份文件,也许是从别的文件中间飘落出来的,就这样没有被烧掉。除了提到桔子核以外,我看它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我自己认为,这是从某本私人日记上撕下来的一页。笔迹无疑是我叔叔的。”
福尔摩斯挪了挪灯,我们俩都俯身去看那张纸,从参差不齐的边缘看,它确实是从一本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标题是“一八六九年三月”,下面是这样几条令人费解的记录:
“四日。哈德森来。还是那套老政纲。
“七日。将桔核放给麦考利、帕拉莫尔和圣奥古斯丁的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走。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走。
“十二日。访帕拉莫尔。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把那张纸折起来,还给了我们的来客,“现在您无论如何不能再耽误一分一秒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们的事情。您必须马上回家,采取行动。”
“我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必须马上去做。您必须把您给我们看的这张纸放进您说的那个黄铜盒子里。您还必须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他的文件都已经被您叔叔烧掉了,这是仅存的一张。您必须用令人信服的话把这一点说清楚。做完这些以后,您必须马上照他们指示的那样,把盒子放在日晷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
“眼下不要去想报仇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们的网还有待编织,而他们的网却已经织好了。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着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解开这个谜,惩办那些罪犯。”
“谢谢您,”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他的大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
“一刻也不要耽误。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您要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认为,毫无疑问,您正受到一种非常真实而又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威胁。您怎么回去?”
“从滑铁卢坐火车。”
“还不到九点。街上人会很多,所以我想您会是安全的。不过,您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
“我带着武器。”
“那很好。明天我就着手处理您的案子。”
“那么,我会在霍舍姆见到您吗?”
“不,您的秘密在伦敦。我要在伦敦寻找它。”
“那么,我过一两天再来拜访您,告诉您盒子和文件的消息。我会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照您的劝告去做。”他同我们握了握手,告辞了。外面风仍在呼啸,雨仍在噼噼啪啪地打着窗户。这个奇怪而荒诞的故事,似乎是从狂暴的自然力中来到我们面前的——就像大风中刮来的一片海草——现在又被它们重新吞没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垂着,眼睛盯着炉火的红光。然后他点燃烟斗,向后靠在椅子上,注视着那些蓝色的烟圈一个追着一个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他终于说,“在我们所有的案子里,没有一件比这件更离奇的了。”
“也许除了《四签名》。”
“嗯,是的。也许除了那一件。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所面临的危险,甚至比舒尔托兄弟当年面临的还要大。”
“可是,”我问道,“你对这些危险是什么,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了吗?”
“它们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他答道。
“那么,它们是什么呢?这个K. K. K.是谁?他为什么要追害这个不幸的家庭?”
夏洛克·福尔摩斯闭上眼睛,把胳膊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抵在一起。“一个理想的推理者,”他说,“一旦看到一个事实的各个方面,就不仅能从中推断出导致这个事实的一连串事件,而且能推断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正如居维叶通过观察一块骨头就能正确地描述出整个动物一样,一个彻底弄懂了一系列事件中某一个环节的观察者,也应该能够准确地说出前前后后所有其他的环节。我们还没有掌握仅凭推理就能得出的那些结果。有些问题,凡是借助感官去寻求答案的人都束手无策,在书房里却可能解决。不过,要把这门艺术发挥到极致,推理者就必须能够利用他所知道的一切事实;你很容易看出,这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而即使在如今这个有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时代,这也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本领。不过,一个人要掌握可能对他的工作有用的一切知识,倒也并不是那么不可能,我就一直在努力这样做。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刚刚结识的那些日子里,你有一次曾经非常精确地给我的局限下过定义。”
“是的,”我笑着答道,“那是一份奇特的文件。我记得,哲学、天文学和政治学都打了零分。植物学,不一定;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知识渊博;化学,古怪;解剖学,不系统;惊险文学和犯罪记录,独一无二;小提琴手、拳击家、剑术家、律师,还是一个用可卡因和烟草自我中毒的人。我想,这些就是我分析的要点。”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咧嘴笑了。“嗯,”他说,“我现在还是像当时那样说,一个人应该在他那小小的头脑阁楼里装满他可能用得着的一切家具,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书房的杂物间里去,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像今晚交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当然需要调动我们所有的资源。劳驾把你旁边书架上那本《美国百科全书》的K字卷递给我。谢谢。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情况,看看能从中推断出什么。首先,我们可以有力地推定,奥彭肖上校离开美国一定有某种非常强烈的理由。他那种年纪的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一切习惯,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宜人的气候,来过英国外省小城那种孤寂的生活的。他在英国极端喜欢独居,这使人想到他是在害怕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作为一个可行的假设——正是对某个人或某种东西的恐惧把他赶出了美国。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通过考虑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收到的那些可怕的信来推断。你注意到那些信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来的,第二封是从邓迪寄来的,第三封是从伦敦寄来的。”
“是从伦敦东区寄来的。你从中推断出什么?”
“这些都是港口。写信的人是在一条船上。”
“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条线索。毫无疑问,写信的人在一条船上,这种可能性——很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我们再来考虑另一点。在本地治里那一次,从发出恐吓到恐吓应验,过去了七个星期;在邓迪那一次,却只有三四天。这说明了什么吗?”
“要走的路程更远。”
“可是信要走的路程也更远啊。”
“那我就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了。”
“至少可以推定,那个人或者那些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看来他们在出发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先把他们那奇特的警告或者信号寄出去。你看,从邓迪寄信来的那一次,行动紧跟着信号来得多快。如果他们是乘轮船从本地治里来的,他们几乎会和他们的信同时到达。可是,事实上,过去了七个星期。我想,这七个星期代表的就是送信的邮船和载写信人的帆船之间的时间差。”
“这是可能的。”
“不止可能。这是很可能的。现在你明白这件新案子有多么紧迫、多么致命,明白我为什么要年轻的奥彭肖小心了吧。打击总是在寄信人走完那段路程所需的时间结束时落下来的。可是这一封是从伦敦寄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会有什么耽搁。”
“天哪!”我叫道,“这种无情的迫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奥彭肖带走的那些文件,对帆船上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来说,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我想很清楚,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用骗得过验尸陪审团的方式制造两起死亡。这里面一定有好几个人,而且他们一定是足智多谋、意志坚决的人。不管文件在谁手里,他们都要把它们弄到手。这样你就明白,K. K. K.不再是某一个人姓名的首字母,而成了一个团体的标志。”
“可那是个什么团体呢?”
“你难道从来没有——”夏洛克·福尔摩斯俯身向前,压低了声音说,“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吗?”
“从来没有。”
福尔摩斯翻动着他膝盖上那本书的书页。“在这里,”他随即说道:
“‘三K党(Ku Klux Klan)。其名称系因读音被人附会为扳动步枪枪机时所发之声而来。此一恐怖秘密团体由南方各州若干前南部同盟士兵于内战后组成,旋即在全国各地成立地方分会,尤以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及佛罗里达诸州为甚。该团体之势力用于政治目的,主要为恐吓黑人选民,并对反对其主张者施以谋杀或逐出该地。其暴行之前,通常先以某种离奇而众所周知之形式向被选定者发出警告——在某些地区为一枝橡树叶,在另一些地区则为瓜子或桔子核。受害者收到警告后,或公开放弃其原有行径,或逃离该地。若置之不理,则必遭杀身之祸,且死法通常离奇而出人意料。该团体组织严密,手段周详,有案可查者,几无一人能够违抗而安然无事,其暴行亦几无一起能够追查到行凶者本人。尽管美国政府及南方社会中较为体面之阶层多方努力,该组织仍兴盛数年。最终于一八六九年,该运动相当突然地瓦解,然自此以后,同类事件仍时有零星发生。’
“你会注意到,”福尔摩斯放下那本书说,“这个团体的突然解体,同奥彭肖带着他们的文件从美国消失正好在同一时间。这很可能是因果关系。难怪他和他的家人会被一些更加无情的家伙追踪。你可以理解,这本登记簿和日记可能会牵连到南方的一些头面人物,而且可能有许多人不把它找回来,晚上就睡不安稳。”
“那么,我们看到的那一页——”
“正是我们可以料想到的东西。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写的是‘将桔核放给A、B和C’——也就是说,向他们发出了这个团体的警告。接着是几条相继的记录,说A和B已清走,也就是离开了这个国家,最后说拜访了C,恐怕C的下场很不妙。好吧,医生,我想我们可以让一些光线照进这个黑暗的地方,我相信,在这期间,年轻的奥彭肖唯一的机会就是照我告诉他的去做。今晚没有什么可说、可做的了,所以把我的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暂时忘掉半个小时这恶劣的天气,以及我们同类更加恶劣的行径吧。”
早晨天放晴了,阳光透过笼罩在这座大城市上空的那层朦胧的薄雾,射出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夏洛克·福尔摩斯已经在吃早饭了。
“请原谅我没有等你,”他说,“我预料今天我要为调查年轻的奥彭肖这个案子忙上一整天。”
“你打算采取什么步骤?”我问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初步调查的结果。说不定我终究还是得去一趟霍舍姆。”
“你不先去那里吗?”
“不,我要先从伦敦城着手。你按一下铃,女仆会把你的咖啡送上来。”
我一边等着,一边从桌上拿起那份还没有打开的报纸,扫了一眼。我的目光落在一个标题上,顿时感到心里一阵发凉。
“福尔摩斯,”我叫道,“你晚了一步。”
“啊!”他放下杯子说,“我就怕会这样。是怎么干的?”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可是我看得出他深受震动。
“我一眼看到了奥彭肖的名字,还有‘滑铁卢桥附近的惨剧’这个标题。报道是这样的:
“‘昨晚九时至十时之间,H分局警员库克在滑铁卢桥附近值勤时,听到一声呼救和落水声。然而,当夜天色极暗,风雨交加,尽管有几位过路人相助,仍无法施救。不过,警报已经发出,在水上警察的协助下,尸体终被打捞上来。经查,死者系一名年轻绅士,据其口袋中发现的一个信封显示,其姓名为约翰·奥彭肖,住址在霍舍姆附近。据推测,死者可能是匆忙赶往滑铁卢车站搭乘末班火车,由于行色匆匆,加之天色极暗,以致迷路,从一个内河轮船的小码头边缘失足落水。尸体上没有任何暴力痕迹,毫无疑问,死者是一次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此事应当引起当局对河边码头状况的注意。’”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显得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沮丧、更加震动。
“这伤了我的自尊心,华生,”他终于说,“这无疑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可是它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这已经成了我个人的事了,只要上帝让我身体健康,我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伙人。他来找我求助,而我却打发他去送死——!”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激动得无法自持,蜡黄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他那双细长的手神经质地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
“他们一定是一群狡猾的魔鬼,”他终于叫道,“他们怎么能把他骗到那里去的呢?堤岸并不在去车站的直路上。毫无疑问,即使在那样的夜晚,桥上的人还是太多,他们没法下手。好吧,华生,我们走着瞧,看最后谁会赢。我现在就出去!”
“去找警察?”
“不;我要自己当警察。等我把网织好了,他们可以去捉苍蝇,但在那之前不行。”
我一整天都在忙我的业务,直到傍晚很晚才回到贝克街。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快到十点钟他才进来,脸色苍白,神情疲惫。他走到餐具柜前,从面包上撕下一块,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又喝了一大口水把它冲下去。
“你饿了。”我说。
“饿坏了。我把吃饭的事忘了。从早饭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
“什么也没吃?”
“一口也没吃。我没有时间想到吃饭。”
“你干得怎么样?”
“很好。”
“你有线索了?”
“他们已经在我的掌心里了。年轻的奥彭肖的仇不会很久不报的。嘿,华生,我们就用他们自己那套恶魔般的标记来对付他们。这主意想得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从橱柜里拿出一个桔子,把它撕开,把桔子核挤在桌上。他从中拿了五粒,塞进一个信封里。他在信封口盖的内侧写上“S. H.代J. O.”。然后他把信封封好,写上地址:“佐治亚州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
“他一进港,这封信就会在那里等着他,”他咯咯地笑着说,“这也许会让他睡不着觉。他会发现,这封信同样是他的命运的预兆,就像奥彭肖在他之前发现的那样。”
“这位卡尔霍恩船长是谁?”
“那伙人的头子。其他的人我也会抓住,不过先抓他。”
“那么,你是怎么追查出来的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张纸,上面写满了日期和名字。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他说,“查阅劳埃德船舶登记册和旧报纸的合订本,追查一八八三年一月和二月在本地治里停靠过的每一艘船后来的行踪。在那两个月里,据报有三十六艘吨位相当大的船到过那里。其中有一艘孤星号,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虽然据报这艘船是从伦敦出发的,但它的名字却是美国一个州的别称。”
“我想是得克萨斯州。”
“我当时不能肯定是哪一个州,现在也不能肯定;可是我知道这艘船一定来自美国。”
“然后呢?”
“我查了邓迪的记录,当我发现孤星号三桅帆船一八八五年一月在那里的时候,我的怀疑就变成了确信。于是我又打听了一下目前停在伦敦港的船只。”
“结果呢?”
“孤星号上星期到了这里。我到阿尔伯特码头去了一趟,发现它已经在今天清早趁着早潮顺河而下,返航回萨凡纳去了。我打电报到格雷夫森德,得知它已经在一段时间以前驶过那里,而现在刮的是东风,所以我毫不怀疑,它现在已经驶过了古德温沙洲,离怀特岛不太远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哦,我已经抓住他了。据我了解,他和大副、二副是船上仅有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他的人都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知道,昨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不在船上。这是我从给他们装货的码头装卸工那里听来的。等到他们的帆船到达萨凡纳的时候,邮船已经把这封信送到了,而海底电报也已经通知了萨凡纳的警察,说这里急需以谋杀罪逮捕这三位先生。”
然而,人们最周密的计划也总会有漏洞,杀害约翰·奥彭肖的凶手永远也收不到那几粒桔子核了,那几粒桔子核本来会告诉他们,另一个和他们一样狡猾、一样坚决的人正在追踪他们。那一年秋分时节的大风刮得又久又猛。我们等了很久,想得到萨凡纳的孤星号的消息,可是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我们最后终于听说,在大西洋远处的某个地方,有人看见一根破碎的船尾柱在浪谷中摇晃,上面刻着“L. S.”两个字母,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孤星号命运的全部情况了。
Translation by Classica Labs,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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