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y 6
第六篇 歪唇男人
艾萨·惠特尼是圣乔治神学院院长、已故神学博士伊莱亚斯·惠特尼的兄弟,他吸鸦片成瘾。据我所知,这个嗜好是他在大学时因为一时荒唐的念头而染上的:他读了德·昆西对自己的梦境和感受的描述,就用鸦片酊浸泡烟丝,想产生同样的效果。他像许多人一样发现,这种习惯染上容易戒掉难,许多年来,他一直是鸦片的奴隶,他的朋友和亲戚对他又是恐惧又是怜悯。我现在还能看见他那副样子:蜡黄浮肿的脸,耷拉的眼皮,瞳孔缩得像针尖一样,蜷缩在椅子里,一个高尚的人就这样毁了,成了一堆残骸。
一天晚上——那是一八八九年六月——门铃响了,正是一个人打第一个哈欠、瞥一眼钟的时候。我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我的妻子把针线活放在膝上,有点失望地撇了撇嘴。
“有病人!”她说,“你得出去了。”
我叹了口气,因为我劳累了一天,刚刚回来。
我们听到门开了,有人匆匆说了几句话,接着油毡地板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屋子的门猛地开了,一位女士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面纱。
“请原谅我这么晚来打扰。”她开口说,接着突然失去了自制,跑上前去,搂住我妻子的脖子,伏在她肩上抽泣起来。“哦,我遇到大麻烦了!”她叫道,“我真需要有人帮帮我。”
“哎呀,”我妻子撩起她的面纱说,“是凯特·惠特尼。你可把我吓了一跳,凯特!你进来的时候,我一点也没认出你是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直接来找你了。”事情总是这样。遇到伤心事的人都来找我的妻子,就像鸟儿飞向灯塔一样。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来,你得喝点掺水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还是你希望我叫詹姆斯去睡觉?”
“哦,不,不!我也需要医生的指点和帮助。是艾萨的事。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我真为他担心!”
她对我们说起她丈夫的麻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我,是把我当作医生;对我的妻子,是把她当作老朋友和老同学。我们尽量找些话来安慰她。她知道她丈夫在哪里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他给她找回来呢?
看来是有可能的。她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说他近来烟瘾发作的时候,就到伦敦城最东头的一家鸦片馆去。以前他胡闹总是只有一天,晚上就回来,浑身抽搐,精神崩溃。可是这一次,他着了魔已经四十八个小时了,毫无疑问,他正躺在那里,同码头上的渣滓们混在一起,吸着毒,或者在睡觉,等药性过去。她敢肯定,在上斯旺达姆巷的金条馆可以找到他。可是她该怎么办呢?她这样一个胆小的年轻女人,怎么能闯进那种地方,把她丈夫从围着他的那些流氓中间拉出来呢?
事情就是这样,当然,摆脱困境的办法只有一个。我能不能陪她到那个地方去呢?接着我又一想,她何必去呢?我是艾萨·惠特尼的医疗顾问,因此对他有一定的影响。我一个人去会更好办。我向她保证,如果他确实在她给我的那个地址,我一定在两个小时之内用马车送他回家。于是,十分钟以后,我就离开了我的扶手椅和舒适的起居室,坐着一辆双轮马车向东疾驰,去办一件在我当时看来很奇怪的差事,不过它到底会有多么奇怪,只有将来才能揭晓。
然而,我这次冒险的第一阶段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上斯旺达姆巷是一条肮脏的小巷,隐藏在伦敦桥以东、沿着河北岸的那些高大码头后面。在一家廉价成衣店和一家杜松子酒馆之间,有一段陡峭的台阶通向一个像洞口一样的黑洞,我要找的鸦片馆就在那里。我吩咐马车等着,走下台阶,台阶的中间已经被醉汉们川流不息的脚步磨出了凹坑;借着门上方一盏摇曳不定的油灯的光,我找到了门闩,走进一间又长又矮的屋子,里面弥漫着浓重的棕色鸦片烟雾,一层层的木铺位,就像移民船上的前舱一样。
透过昏暗的光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人以奇特古怪的姿势躺着,有的弓着肩膀,有的弯着膝盖,有的头向后仰,下巴朝天,到处都有一双无神的黑眼睛转过来望着新来的人。黑暗中闪着一个个小小的红色光圈,时明时暗,那是金属烟斗的烟锅里燃烧着的毒品时旺时弱。大多数人都默默地躺着,可是有些人在自言自语,另一些人用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单调的声音交谈,他们的话一阵一阵地涌出来,然后又突然停住,归于沉默,每个人都在嘟嘟囔囔地说着自己的心思,很少理会旁边的人说些什么。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烧着木炭的小火盆,火盆旁边的一张三条腿的木凳上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他用两只拳头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凝视着炉火。
我一进去,一个面色灰黄的马来伙计就急忙给我拿来一杆烟枪和一份鸦片,招呼我到一个空铺位上去。
“谢谢。我不是来抽烟的,”我说,“我有个朋友在这里,艾萨·惠特尼先生,我想同他说几句话。”
我右边有人动了一下,叫了一声,我透过昏暗的光线望去,看见了惠特尼,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蓬头垢面,正瞪着眼睛看着我。
“我的天哪!是华生。”他说。他正处在药性消退后的可怜状态,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我说,华生,现在几点了?”
“快十一点了。”
“哪一天?”
“星期五,六月十九日。”
“天哪!我还以为是星期三呢。就是星期三嘛。你干吗要吓唬人?”他把脸埋在胳膊里,用尖细的嗓音抽泣起来。
“我告诉你,今天是星期五,老兄。你妻子等了你两天了。你应该感到羞耻!”
“我是感到羞耻。可是你弄错了,华生,因为我在这里才待了几个钟头,三斗烟,四斗烟——我忘了多少斗了。不过我跟你回家。我不想吓着凯特——可怜的小凯特。把手给我!你有马车吗?”
“有,正在等着。”
“那我就坐它回去。可是我一定欠了些钱。看看我欠了多少,华生。我浑身都不对劲。我自己什么也干不了。”
我沿着两排睡着的人之间狭窄的过道走过去,屏住呼吸,不让那令人作呕、使人昏昏沉沉的鸦片烟气吸进去,四下寻找老板。我经过坐在火盆旁边的那个高个子时,突然感到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衣襟,一个低沉的声音轻声说:“走过我身边,然后回头看我。”这句话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往下瞥了一眼。这话只可能是我身边这个老人说的,可是他现在坐在那里,仍旧像先前一样出神,非常瘦,满脸皱纹,因为年老而弯腰驼背,一杆鸦片烟枪从他两膝之间垂下来,好像是因为极度疲乏而从他的手指间掉下来的。我往前走了两步,回头看了看。我用尽了全部自制力,才没有惊叫出来。他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别人,所以除了我,谁也看不见他。他的身材变得丰满了,皱纹不见了,那双无神的眼睛又恢复了光彩,坐在炉火旁边、对着我的惊讶咧嘴而笑的,不是别人,正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向我做了个轻微的手势,示意我走近他,接着,他把脸又半转向众人,立刻又变成了一个嘴唇松垂、老态龙钟的人。
“福尔摩斯!”我低声说,“你究竟在这个鸦片馆里干什么?”
“说话声音越低越好,”他答道,“我的耳朵好得很。你要是肯帮个大忙,把你那个醉醺醺的朋友打发走,我就非常高兴同你谈一谈。”
“我有一辆马车在外面。”
“那就请你用它送他回家吧。你尽可以放心,因为他看来已经软得惹不出什么乱子来了。我还建议你让车夫给你妻子捎一张便条,说你已经同我搭伙了。你要是在外面等着,我五分钟以后就来找你。”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要求,无论哪一个都很难拒绝,因为他的要求总是那么明确,而且是以一种平静的、不容置疑的神气提出来的。不过,我觉得,一旦把惠特尼关进马车里,我的任务实际上就完成了;至于其他的事,能同我的朋友一起参与一次奇特的冒险——这种冒险正是他生活的常态——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几分钟之内,我就写好了便条,付了惠特尼的账,把他领到马车上,看着马车载着他消失在黑暗中。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老态龙钟的身影从鸦片馆里走了出来,我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起沿着街道走去。他弓着背,步子蹒跚,走过了两条街。然后,他飞快地朝四周瞥了一眼,挺直了身子,开怀大笑起来。
“华生,”他说,“我想,你以为我除了注射可卡因,又添上了吸鸦片的毛病,还有你承蒙好意,用你的医学观点向我指出过的其他种种小毛病。”
“在那里见到你,我当然很吃惊。”
“我在那里见到你,也一样吃惊。”
“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我是来找一个敌人的。”
“一个敌人?”
“是的;我的一个天敌,或者,我该说,我的天然猎物。简单地说,华生,我正在进行一项非常不同寻常的调查,我希望能从这些醉鬼语无伦次的胡话里找到一条线索,就像我以前做过的那样。要是我在那个鸦片馆里被人认出来,我的命恐怕连一个钟头都保不住;因为我以前为了我自己的目的利用过它,经营这家鸦片馆的那个流氓印度水手已经发誓要向我报仇。在那座房子的后面,靠近保罗码头的拐角处,有一个活板门,要是它会说话,一定能讲出许多在没有月亮的夜晚从那里经过的奇怪故事。”
“什么!你不是说尸体吧?”
“对,尸体,华生。在那个鸦片馆里被害死的每一个可怜鬼,要是每个能换一千镑,我们就都成了富翁了。那是整个河边最卑鄙的杀人陷阱,我担心内维尔·圣克莱尔已经进去了,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我们的马车应该在这里。”他把两根食指放在牙齿中间,吹了一声尖厉的口哨——远处也响起了同样的口哨声作为回应,接着很快就传来了车轮的辘辘声和马蹄的嘚嘚声。
“好了,华生,”福尔摩斯说,这时一辆高高的双轮轻便马车从昏暗中疾驰而来,两侧的车灯射出两道金黄色的光柱,“你跟我一起去,是吧?”
“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
“哦,一个可靠的伙伴总是有用的;而一个记录者就更有用了。我在雪松庄住的房间有两张床。”
“雪松庄?”
“是的;那是圣克莱尔先生的家。我在调查期间住在那里。”
“那么,它在哪里?”
“在肯特郡的李镇附近。我们要坐七英里的车。”
“可是我还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呢。”
“你当然摸不着头脑。很快你就会全都知道了。跳上来吧。好了,约翰;我们不需要你了。这是半克朗。明天十一点左右等我。让它放开跑吧。那么,再见了!”
他用鞭子轻轻抽了一下马,我们就沿着一条条看不到尽头的阴暗冷清的街道飞驰而去,街道渐渐变宽,最后我们飞快地驶过一座装着栏杆的宽阔的桥,浑浊的河水在我们脚下缓缓流淌。过了桥,又是一片沉闷的砖石荒野,只有警察沉重而有规律的脚步声,或者某一伙晚归的狂欢者的歌声和喊叫声,偶尔打破那里的寂静。一片暗淡的残云在天空中缓缓飘过,一两颗星星透过云缝,在这里那里朦胧地闪烁着。福尔摩斯默默地赶着车,头垂在胸前,像一个陷入了沉思的人;我坐在他旁边,很想知道这项似乎使他如此绞尽脑汁的新的探索究竟是什么,可是又不敢打断他的思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英里,开始来到郊区别墅带的边缘,这时他抖擞了一下精神,耸了耸肩,点燃了他的烟斗,那神气就像一个已经认定自己的做法是最好的人。
“你有一种了不起的沉默的天赋,华生,”他说,“这使你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伙伴。说真的,有个人可以说说话,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怎么令人愉快。我刚才在想,今晚这位亲爱的小妇人在门口迎接我的时候,我该对她说些什么。”
“你忘了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在我们到达李镇之前,我正好有时间把案情告诉你。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得可笑,可是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找不到任何头绪。毫无疑问,线有的是,可是我就是抓不到线头。现在,华生,我把案情清楚简明地给你讲一讲,在我一片漆黑的地方,你也许能看到一点火星。”
“那就讲吧。”
“几年以前——确切地说,是一八八四年五月——李镇来了一位先生,名叫内维尔·圣克莱尔,看样子很有钱。他租了一座大别墅,把庭园布置得很漂亮,日子总的来说过得很体面。他渐渐在附近交上了朋友,一八八七年,他娶了当地一个酿酒商的女儿,现在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他没有职业,但在几家公司里有股份,通常早上进城,每天晚上乘五点十四分从坎农街开出的火车回来。圣克莱尔先生今年三十七岁,生活有节制,是个好丈夫,非常疼爱孩子的父亲,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据我们所能查明的,他目前的全部债务总共是八十八镑十先令,而他在首都与郡县银行的存款有二百二十镑。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为钱的问题发愁。
“上星期一,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比平时早一些进城,临走前说他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办,还说他要给他的小男孩带一盒积木回来。真是凑巧得很,就在同一个星期一,他走后不久,他妻子收到一封电报,说她一直在等的一个相当贵重的小包裹已经到了阿伯丁轮船公司的办事处,等她去取。你要是熟悉伦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办事处在弗雷斯诺街,那条街是从上斯旺达姆巷岔出去的,也就是你今晚找到我的地方。圣克莱尔太太吃过午饭,就动身进城,买了些东西,然后到公司的办事处取了她的包裹,四点三十五分整,她正走在斯旺达姆巷里,准备回车站去。到这里你都听明白了吗?”
“非常清楚。”
“你要是记得的话,星期一那天非常热,圣克莱尔太太走得很慢,一边四下张望,希望能看到一辆出租马车,因为她不喜欢她所在的这一带地方。她正这样沿着斯旺达姆巷走着,突然听到一声叫喊,她吓得浑身发冷,因为她看见她的丈夫正从一个三楼的窗口俯视着她,而且在她看来,好像在向她招手。窗户开着,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的脸,据她描述,他的脸色非常激动。他向她拼命地挥手,然后突然从窗口消失了,消失得那么突然,在她看来,好像是被背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拉了回去。她那女性敏锐的眼睛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虽然他穿着进城时穿的那种深色上衣,可是他既没有戴领子,也没有系领带。
“她确信他出了什么事,就冲下台阶——因为那座房子不是别处,正是你今晚找到我的那家鸦片馆——跑过前屋,想爬上通往二楼的楼梯。可是在楼梯脚下,她碰见了我刚才说过的那个印度水手流氓,他把她推了回去,又在一个在那里当帮手的丹麦人的帮助下,把她推到了街上。她心里充满了令人发狂的疑虑和恐惧,冲出小巷,真是难得的好运气,她在弗雷斯诺街遇到了几名警察和一位督察,他们正要去巡逻。督察和两名警察陪她回到那里,不顾老板一再阻挠,进了最后看见圣克莱尔先生的那个房间。那里没有他的踪影。事实上,在那一整层楼里,除了一个面目可怕的残废人以外,一个人也找不到,那个残废人似乎就住在那里。他和那个印度水手都一口咬定说,那天下午没有任何别的人到过前屋。他们否认得那么坚决,督察都动摇了,几乎相信是圣克莱尔太太看错了,就在这时,她叫了一声,扑向桌上的一个小松木盒子,扯开了盒盖。从盒子里哗啦一声倒出来一堆儿童积木。那正是他答应带回家的玩具。
“这个发现,以及那个残废人明显流露出的慌乱,使督察意识到事情很严重。他们仔细检查了那几个房间,结果都表明发生了一桩可恶的罪行。前屋布置得很简单,当作起居室,通向一间小卧室,卧室的窗户朝着一个码头的背面。码头和卧室窗户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地带,退潮时是干的,涨潮时就被至少四英尺半深的水淹没。卧室的窗户很宽,是从下往上推开的。经过检查,窗台上可以看到血迹,卧室的木地板上也可以看到几滴零星的血迹。在前屋的一道帘子后面,塞着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的全部衣服,只少了他的上衣。他的靴子、袜子、帽子和表——全都在那里。这些衣物上都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也没有留下任何别的痕迹。他显然一定是从窗户出去的,因为找不到别的出口,而窗台上那些不祥的血迹,使人很难指望他能游水逃生,因为惨案发生的时候正是潮水最高的时候。
“现在来说说那几个似乎同这件事直接有牵连的坏蛋。大家都知道那个印度水手是个劣迹斑斑的人,可是,根据圣克莱尔太太的叙述,就在她丈夫出现在窗口之后几秒钟之内,他就在楼梯脚下,所以他至多只能是个从犯。他为自己辩护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声称他对他的房客休·布恩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对于那位失踪的先生的衣服为什么会在那里,他也无论如何解释不了。
“那个印度水手老板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来说说住在鸦片馆三楼的那个阴险的残废人,他肯定是最后一个看见内维尔·圣克莱尔的人。他的名字叫休·布恩,凡是常到伦敦城去的人,都熟悉他那张丑陋的脸。他是个职业乞丐,不过为了逃避警方的规定,他假装做点卖蜡火柴的小生意。你也许注意到了,在针线街往下走一小段路的左边,墙上有一个小拐角。这个家伙每天就坐在那里,盘着腿,膝上放着他那一点点火柴,因为他的样子十分可怜,施舍的钱就像小雨一样落进他身边人行道上那顶油腻腻的皮帽子里。在我想到要同他打交道之前,我就不止一次观察过这个家伙,我很惊讶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有那么多收获。你知道,他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谁从他身边走过都不会不注意到他。一头橙色的头发,一张苍白的脸被一道可怕的伤疤毁了容,伤疤收缩,把他的上唇外缘往上翻了起来,一个斗牛犬似的下巴,还有一双非常锐利的黑眼睛,同他头发的颜色形成了奇特的对比,这一切都使他在一般的乞丐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机智也是如此,因为过路人随便拿什么话打趣他,他总能随口应答。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住在鸦片馆里的房客,也是最后一个看见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位先生的人。”
“可他是个残废人!”我说,“他一个人怎么能对付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呢?”
“说他是残废人,是说他走路一瘸一拐;可是在其他方面,他似乎是一个身强力壮、营养良好的人。华生,你的医学经验一定会告诉你,某一肢体虚弱,往往会由其他肢体格外强壮来弥补。”
“请接着讲吧。”
“圣克莱尔太太看到窗户上的血迹就晕倒了,警察用马车把她送回了家,因为她在场对他们的调查没有任何帮助。负责这个案子的巴顿督察对那所房子作了非常仔细的检查,可是没有找到任何能说明问题的东西。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立即逮捕布恩,让他有几分钟时间可以同他的朋友印度水手通气,不过这个错误很快就弥补了,他被抓了起来,搜了身,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给他定罪的东西。不错,他右边的衬衫袖子上有些血迹,可是他指着他靠近指甲处割破了的无名指,解释说血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还补充说他不久前到过窗口,人们在那里看到的血迹无疑也是从同一个地方流出来的。他竭力否认见过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并且发誓说,他屋里有那些衣服,对他来说就像对警察一样是个谜。至于圣克莱尔太太断言她确实看见她的丈夫在窗口,他说她一定是疯了,或者是在做梦。他大声抗议着,被带到了警察局,督察则留在那所房子里,希望退潮能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退潮确实提供了新的线索,不过他们在泥滩上找到的,并不是他们担心会找到的东西。潮水退去以后露出来的,是内维尔·圣克莱尔的上衣,而不是内维尔·圣克莱尔本人。你猜他们在口袋里发现了什么?”
“我想象不出来。”
“是啊,我想你也猜不到。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便士和半便士——四百二十一枚便士和二百七十枚半便士。难怪它没有被潮水冲走。可是一个人的尸体就是另一回事了。码头和房子之间有一个湍急的漩涡。很可能是那件加了重量的上衣留了下来,而那具剥光了衣服的尸体却被卷进了河里。”
“可是我知道其他的衣服都在屋里找到了。难道尸体只穿着一件上衣吗?”
“不,先生,不过这些事实可以得到相当似是而非的解释。假定这个布恩把内维尔·圣克莱尔推出了窗外,那是没有人能看见的。然后他会怎么做呢?他当然会立刻想到,他必须把那些会泄露秘密的衣服处理掉。于是他会抓起那件上衣,正要往外扔的时候,他会想到它会浮起来,不会沉下去。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他已经听到了那位妻子想闯上楼来时楼下的扭打声,也许他已经从他的同伙印度水手那里听说,警察正沿着街道赶来。一刻也不能耽误了。他冲到某个秘密的藏钱处,那里存着他讨饭攒下的钱,他把能抓到手的钱币全都塞进口袋里,好确保上衣沉下去。他把上衣扔了出去,要不是听到楼下急促的脚步声,他也会把其他的衣服照样扔出去的,可是他刚来得及关上窗户,警察就出现了。”
“这听起来确实说得通。”
“好吧,既然没有更好的假设,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可行的假设吧。我已经跟你说过,布恩被捕了,被带到了警察局,可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以前有过任何前科。多年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职业乞丐,可是他的生活似乎非常安静、清白。目前事情就是这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内维尔·圣克莱尔在鸦片馆里干什么,他在那里出了什么事,他现在在哪里,休·布恩同他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全都和以前一样,离解决还远得很。我承认,在我的经验中,我想不起有哪个案子乍看起来这么简单,却又这么难办。”
在夏洛克·福尔摩斯详细叙述这一连串奇特事件的时候,我们的马车一直在这座大城市的郊区飞驰,直到把最后几座零零落落的房子抛在身后,马车两边都是乡间的树篱,辘辘向前。不过,就在他讲完的时候,我们穿过了两个零零散散的村子,那里还有几扇窗户亮着灯光。
“我们到了李镇的边上了,”我的同伴说,“在这一小段车程里,我们经过了英格兰的三个郡:从米德尔塞克斯出发,经过萨里的一角,最后到了肯特。看见树丛中那盏灯了吗?那就是雪松庄,在那盏灯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我想她那双焦急的耳朵必定已经听到我们的马蹄声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在贝克街处理这个案子呢?”我问道。
“因为有许多调查必须在这里进行。圣克莱尔太太非常好心地给了我两个房间,你尽管放心,她对我的朋友和同事只会表示欢迎。我真怕见到她,华生,因为我没有她丈夫的任何消息。我们到了。吁,吁!”
我们在一座有自己庭园的大别墅前面停了下来。一个马童跑出来牵住了马头,我跳下车,跟着福尔摩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碎石车道走向房子。我们走近时,门猛地开了,一个金发的娇小女人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浅色的丝质薄纱衣服,领口和袖口点缀着一点蓬松的粉红色雪纺绸。她站在那里,身影映在一片灯光之中,一只手扶着门,另一只手因为急切而半举着,身子微微前倾,头和脸向前探着,眼睛里充满了急切,嘴唇微张,整个人就是一个站着的问号。
“怎么样?”她叫道,“怎么样?”接着,她看到我们是两个人,就发出了一声充满希望的叫声,可是看到我的同伴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这叫声就沉了下去,变成了一声呻吟。
“没有好消息吗?”
“没有。”
“也没有坏消息?”
“没有。”
“谢天谢地。快请进吧。你们一定累了,因为你们忙了一整天了。”
“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我办过的好几个案子里,他都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碰巧我有机会把他带来,让他参加这次调查。”
“见到您我很高兴,”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想到这么突然地落到我们头上的打击,我相信,我们安排得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您都会原谅的。”
“我亲爱的夫人,”我说,“我是个老兵了,就算不是,我也很清楚您用不着道歉。如果我能对您或者对我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将非常高兴。”
“好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厅时,这位女士说,桌上已经摆好了冷餐,“我很想问您一两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请您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当然可以,夫人。”
“不必顾及我的感情。我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人,也不会动不动就晕倒。我只是想听听您真正的、真心的看法。”
“关于哪一点?”
“在您的内心深处,您认为内维尔还活着吗?”
这个问题似乎使夏洛克·福尔摩斯感到很为难。“说实话吧!”她又说了一遍,站在地毯上,锐利地俯视着靠在一把藤椅上的他。
“那么,说实话,夫人,我不认为他还活着。”
“您认为他死了?”
“是的。”
“被谋杀了?”
“我没有这么说。也许是吧。”
“那么他是哪一天死的呢?”
“星期一。”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夏洛克·福尔摩斯像触了电一样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什么!”他吼道。
“是的,今天。”她微笑着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张小纸条。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
他急不可耐地从她手里把信抢过去,在桌上摊平,把灯拉过来,聚精会神地察看着。我已经离开了椅子,从他的肩膀后面看着那封信。信封非常粗糙,盖着格雷夫森德的邮戳,日期就是当天,或者应该说是前一天,因为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好一阵了。
“字写得很粗糙,”福尔摩斯喃喃地说,“这肯定不是您丈夫的笔迹,夫人。”
“不是,可是里面的信是。”
“我还看出,写信封的人不得不去打听地址。”
“您怎么看得出来?”
“您看,这个名字是用纯黑的墨水写的,是自己干的。其余的字是灰色的,说明用过吸墨纸。如果是一口气写完,然后用吸墨纸吸干,那就不会有哪个字是深黑色的。这个人写了名字,然后停了一会儿才写地址,这只能说明他不熟悉这个地址。当然,这是件小事,可是没有什么比小事更重要的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信吧。哈!这里面原来还装过别的东西!”
“是的,有一枚戒指。他的图章戒指。”
“您能肯定这是您丈夫的笔迹吗?”
“是他的一种笔迹。”
“一种?”
“是他匆忙时写的笔迹。同他平常的笔迹很不一样,可是我很熟悉。”
“‘最亲爱的,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出了一个大错,可能要花些时间才能纠正。耐心等待。——内维尔。’用铅笔写在一本八开本书的扉页上,没有水印。嗯!今天在格雷夫森德由一个拇指很脏的人寄出。哈!而且,要是我没有大错的话,信封口是一个嚼过烟草的人封上的。夫人,您毫不怀疑这是您丈夫的笔迹吗?”
“毫不怀疑。这些话是内维尔写的。”
“而且是今天在格雷夫森德寄出的。好了,圣克莱尔太太,乌云渐渐散开了,不过我还不敢说危险已经过去了。”
“可是他一定还活着,福尔摩斯先生。”
“除非这是一个巧妙的伪造品,故意把我们引上歧途。说到底,戒指什么也证明不了。它可能是从他身上拿走的。”
“不,不;这是,这确实是他亲笔写的!”
“很好。不过,这封信可能是星期一写的,今天才寄出。”
“这是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在这期间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哦,您可不能让我泄气,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他一切都好。我们之间心灵相通,如果他遭到了什么不幸,我一定会知道的。就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天,他在卧室里割破了手,我在餐厅里,立刻就冲上楼去,十分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您认为我对这样一件小事都会有感应,却会对他的死一无所知吗?”
“我见识得太多了,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的印象可能比一个分析推理者的结论更有价值。而且,在这封信里,您确实有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实您的看法。可是,如果您的丈夫还活着,而且能写信,他为什么要离开您呢?”
“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
“星期一他离开您之前,没有说过什么吗?”
“没有。”
“您在斯旺达姆巷看见他,感到很吃惊?”
“非常吃惊。”
“窗户是开着的吗?”
“是的。”
“那么他本来可以叫您的?”
“本来可以。”
“据我所知,他只是发出了一声含糊不清的叫喊?”
“是的。”
“您以为是在呼救?”
“是的。他挥着手。”
“可那也可能是一声惊叫。意外地看见您,他可能会吃惊得举起手来?”
“这是可能的。”
“您以为他是被拉回去的?”
“他消失得那么突然。”
“他也可能是自己往后跳开的。您没有看见屋里有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可是那个可怕的家伙承认他在那里,那个印度水手也在楼梯脚下。”
“正是这样。据您所见,您丈夫穿的是平常的衣服吗?”
“可是没有戴领子,也没有系领带。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光着的脖子。”
“他以前提起过斯旺达姆巷吗?”
“从来没有。”
“他有没有表现出吸过鸦片的迹象?”
“从来没有。”
“谢谢您,圣克莱尔太太。我想要弄清楚的主要就是这几点。现在我们吃点晚饭,然后去睡觉,因为明天我们可能会非常忙。”
主人给我们准备了一间宽敞舒适、有两张床的房间,我很快就钻进了被窝,因为经过一夜的冒险,我已经很累了。可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脑子里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就会一连几天、甚至一个星期都不休息,翻来覆去地想,重新排列他掌握的事实,从各个角度去看,直到他把问题弄清楚,或者确信他的材料不够为止。我很快就看出,他现在正准备通宵不睡。他脱掉上衣和背心,穿上一件宽大的蓝色睡袍,然后在屋里转来转去,把他床上的枕头和沙发、扶手椅上的靠垫都收集起来。他用这些东西搭成了一张东方式的长沙发,盘着腿坐在上面,面前放着一盎司粗烟丝和一盒火柴。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嘴里叼着一只旧石南根烟斗,眼睛茫然地盯着天花板的一角,蓝色的烟雾从他身上袅袅升起,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灯光照在他那轮廓分明的鹰钩鼻脸上。我睡着的时候,他就这样坐着;我被一声突然的叫声惊醒,发现夏天的阳光已经照进了房间,他仍然这样坐着。烟斗仍然叼在他的嘴里,烟仍然袅袅上升,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可是我头天晚上看见的那一堆粗烟丝已经一点也不剩了。
“醒了吗,华生?”他问道。
“醒了。”
“愿意早上出去坐坐车吗?”
“当然愿意。”
“那就穿衣服吧。还没有人起床,不过我知道马童睡在哪里,我们很快就能把轻便马车弄出来。”他一边说一边暗自轻笑,眼睛闪闪发亮,同头天晚上那个忧郁的思考者判若两人。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看了看表。难怪还没有人起床。才四点二十五分。我刚穿好衣服,福尔摩斯就回来了,说马童正在套马。
“我想检验一下我的一个小理论,”他一边穿靴子一边说,“华生,我想你现在正站在全欧洲最十足的傻瓜之一面前。我该被人从这里一脚一脚踢到查令十字去。不过我想我现在已经找到这件事的钥匙了。”
“钥匙在哪里?”我笑着问道。
“在浴室里,”他答道,“哦,是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他看到我不相信的神色,接着说,“我刚才到那里去过,把它拿出来了,就装在这个格莱斯顿提包里。走吧,老兄,我们去看看它能不能打开那把锁。”
我们尽量悄悄地下了楼,走到外面明亮的晨光里。我们的马和轻便马车停在路上,衣服还没穿整齐的马童在马头那里等着。我们俩跳上车,沿着伦敦路疾驰而去。有几辆乡下的大车正在走动,往首都运送蔬菜,可是两边一排排的别墅都寂静无声,毫无生气,就像梦中的某座城市。
“这个案子在某些方面很奇特,”福尔摩斯说着,用鞭子轻轻一抽,催马飞奔起来,“我承认我一直像鼹鼠一样瞎,可是学得聪明晚一点,总比永远学不到好。”
我们驶过萨里那一边的街道时,城里起得最早的人才刚刚睡眼惺忪地从窗口往外张望。我们沿着滑铁卢桥路驶去,过了河,又沿着惠灵顿街疾驰而上,向右来了个急转弯,就到了弓街。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警察中很有名,门口的两名警察向他敬礼。其中一个牵住马头,另一个领我们进去。
“谁值班?”福尔摩斯问道。
“布雷兹特里特督察,先生。”
“啊,布雷兹特里特,你好吗?”一位高大结实的警官沿着石板铺的过道走了过来,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一件饰有盘花纽扣的上衣。“我想同你私下谈谈,布雷兹特里特。”
“当然可以,福尔摩斯先生。请到我屋里来吧。”
那是一间办公室一样的小房间,桌上放着一本巨大的登记簿,墙上伸出一部电话。督察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我是为那个叫布恩的乞丐来的——就是被指控同李镇的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失踪一案有关的那个人。”
“是的。他已经被提审过,还押候审,以便作进一步调查。”
“我听说了。他在这里吗?”
“在牢房里。”
“他安静吗?”
“哦,他不惹麻烦。可是他是个肮脏的无赖。”
“肮脏?”
“是的,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洗手,他的脸黑得像个补锅匠。嗯,等他的案子一了结,他就得按监狱的规矩好好洗个澡;我想您要是见了他,也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他需要洗一洗。”
“我很想见见他。”
“是吗?这很容易。请这边走。您可以把提包留在这里。”
“不,我想我还是带着吧。”
“好的。请这边走。”他领着我们沿着一条过道走去,打开一道装着铁栅的门,走下一段盘旋的楼梯,把我们带到一条刷着白灰的走廊上,走廊两边各有一排门。
“右边第三间就是他的,”督察说,“就是这间!”他悄悄地拉开门上部的一块小板,往里瞥了一眼。
“他睡着了,”他说,“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俩都把眼睛凑到铁格子上。那个犯人脸朝着我们躺着,睡得很沉,呼吸缓慢而沉重。他中等身材,穿得很粗陋,同他的行当正相称,一件彩色衬衫从他那件破外衣的裂口里露了出来。正如督察所说的,他非常脏,可是盖在他脸上的污垢掩盖不住那张脸的丑恶。一道旧伤疤留下的宽宽的疤痕从眼睛一直横贯到下巴,伤疤收缩,把上唇的一边翻了起来,露出三颗牙齿,好像永远在龇牙咆哮。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头发低低地盖在眼睛和额头上。
“他是个美人儿,对不对?”督察说。
“他确实需要洗一洗,”福尔摩斯说,“我早就想到他可能需要,所以冒昧地把工具带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格莱斯顿提包,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从里面拿出了一块很大的洗澡海绵。
“嘿!嘿!您真是个滑稽的人。”督察咯咯地笑着说。
“好了,劳驾您把那扇门轻轻地打开,我们很快就会让他显得体面得多。”
“好吧,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督察说,“他这副样子可不给弓街的牢房增光,是不是?”他把钥匙插进锁里,我们都悄悄地走进了牢房。那个睡着的人半转过身来,然后又沉沉睡去。福尔摩斯弯腰在水罐里把海绵弄湿,然后在犯人的脸上使劲地横着擦了一下,又竖着擦了一下。
“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大声说,“这位就是肯特郡李镇的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那人的脸在海绵底下像树皮一样剥落下来。那粗糙的棕色不见了!那道横贯脸上的可怕的伤疤,还有那使他的脸显得令人厌恶地冷笑着的歪嘴唇,也都不见了!一扯,那蓬乱的红头发就掉了下来,坐在床上的,是一个脸色苍白、面带愁容、看上去很文雅的男人,黑头发,皮肤光滑,他揉着眼睛,睡眼惺忪、莫名其妙地四下张望。接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就尖叫一声,扑倒在床上,把脸埋进了枕头里。
“天哪!”督察叫道,“真的是那个失踪的人。我从照片上认得出他。”
犯人转过身来,带着一种听天由命、豁出去了的神气。“就这样吧,”他说,“那么请问,我被指控犯了什么罪?”
“指控你杀害了内维尔·圣——哦,得了,你不能被指控犯了这个罪,除非他们把它当作自杀未遂案来办。”督察咧着嘴笑着说,“嗯,我当了二十七年警察,可这件事真是天下第一奇事。”
“如果我是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那么显然没有发生任何罪行,因此,我是被非法拘留的。”
“没有犯罪,但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福尔摩斯说,“您要是信任您的妻子就好了。”
“不是因为妻子;是因为孩子,”犯人呻吟着说,“上帝救救我吧,我不愿意让他们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羞耻。我的上帝!这下全暴露了!我该怎么办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床上挨着他坐下,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如果您让法庭来澄清这件事,”他说,“您当然很难避免张扬出去。另一方面,如果您能使警方相信,没有任何可以对您起诉的理由,那我看就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细节见报。我相信布雷兹特里特督察会把您告诉我们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交给有关当局。这样,这个案子就根本不会上法庭了。”
“上帝保佑您!”犯人激动地叫道,“我宁愿忍受监禁,对,甚至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把我这个可悲的秘密作为家庭的污点留给我的孩子们。
“你们是第一批听到我的故事的人。我父亲是切斯特菲尔德的一位校长,我在那里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年轻时出外游历过,当过演员,最后在伦敦一家晚报当了记者。有一天,我的编辑想要一组关于首都乞讨现象的文章,我自告奋勇去写。我的种种奇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只有亲自客串一下乞丐,我才能得到写文章所依据的事实。当演员的时候,我当然学会了化装的一切诀窍,在后台以化装的本领出了名。现在我就利用了我的这门本事。我把脸涂上颜料,为了让自己显得尽可能可怜,我做了一道逼真的伤疤,又用一小条肉色的胶布把嘴唇的一边固定成歪扭的样子。然后,我戴上一头红头发,穿上相应的衣服,在城里的商业区占了一个位置,表面上是卖火柴的,实际上是个乞丐。我干了七个小时,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讨到了足足二十六先令四便士。
“我写了文章,就没有再多想这件事,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为一个朋友的一张期票作了担保,结果收到了一张二十五镑的传票。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急得走投无路,可是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请求债主宽限两个星期,向雇主请了假,就化装在伦敦城里乞讨,度过了这段时间。十天之内,我就弄到了这笔钱,还清了债。
“好了,你们可以想象,当我知道只要往脸上抹一点颜料,把帽子放在地上,坐着不动,一天就能挣到那么多钱的时候,要我安心去干每星期两镑的辛苦工作,那该有多难。这是我的自尊心同金钱之间的一场长期斗争,可是最后还是钞票赢了,我扔下了记者的工作,日复一日地坐在我最初选中的那个角落里,用我那张可怕的脸博取同情,往口袋里塞满铜板。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秘密。他是斯旺达姆巷一家下等小客栈的老板,我在那里租了房子住,每天早上我可以从那里出来,变成一个肮脏的乞丐,晚上又在那里变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城里人。这个家伙是个印度水手,我付给他很高的房租,所以我知道我的秘密在他那里是安全的。
“嗯,我很快就发现我攒下了相当可观的钱。我并不是说伦敦街头的任何一个乞丐都能一年挣七百镑——这比我的平均收入还少——可是我在化装的本领方面有特别的优势,而且我还善于随机应答,这种本事越练越好,使我在伦敦城里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一整天,便士源源不断地落到我身上,其中还夹杂着银币,要是哪天挣不到两镑,那就是很糟糕的一天了。
“我越来越富,也就越来越有野心,在乡下租了一所房子,后来还结了婚,谁也没有怀疑过我真正的职业。我亲爱的妻子知道我在伦敦城里做生意。她可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生意。
“上星期一,我这一天的活儿干完了,正在鸦片馆楼上我的房间里换衣服,往窗外一看,又惊又怕地发现我的妻子站在街上,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我惊叫了一声,举起双臂遮住脸,冲到我的知心人印度水手那里,恳求他别让任何人上楼来找我。我听到她在楼下说话的声音,可是我知道她上不来。我飞快地脱掉衣服,穿上乞丐的衣服,抹上颜料,戴上假发。即使是妻子的眼睛也看不穿这样彻底的伪装。可是接着我又想到,屋里可能会被搜查,那些衣服可能会暴露我。我猛地推开窗户,用力过猛,又把那天早上我在卧室里割破的一个小伤口弄得裂开了。然后我抓起我的上衣,那件上衣很沉,因为我刚刚把装讨来的钱的皮袋里的铜板倒进了上衣口袋里。我把它扔出窗外,它就消失在泰晤士河里了。其他的衣服本来也要扔出去的,可就在这时,一群警察冲上楼来,几分钟以后,我发现,我得承认,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并没有被认出是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而是作为杀害他的凶手被逮捕了。
“我想我没有别的什么要解释的了。我决心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的伪装,所以我宁愿脸脏着。我知道我的妻子会非常着急,就趁没有警察注意我的时候,把我的戒指摘下来,连同一张匆匆写成的字条,一起托付给了那个印度水手,告诉她不必害怕。”
“那张字条昨天才到她手里。”福尔摩斯说。
“天哪!她这一个星期是怎么过来的啊!”
“警察一直在监视这个印度水手,”布雷兹特里特督察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很难不被人察觉地寄出一封信。他很可能把信交给了一个当水手的顾客,那个人把这件事忘了好几天。”
“正是这样,”福尔摩斯赞许地点点头说,“我对此毫不怀疑。可是您从来没有因为乞讨而被起诉过吗?”
“很多次了;可是罚点款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这件事必须到此为止,”布雷兹特里特说,“如果警方要把这件事压下来,那就不能再有休·布恩了。”
“我已经发过一个人所能发的最庄严的誓了。”
“那样的话,我想很可能不会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可是如果再发现你,那一切都要公开出来。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我们非常感激您澄清了这件事。我真希望知道您是怎么得出结论的。”
“这一次,”我的朋友说,“我是坐在五个枕头上,抽掉了一盎司粗烟丝才得出来的。华生,我想,如果我们坐车回贝克街,正好赶得上吃早饭。”
Translation by Classica Labs,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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