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y 9
第九篇 工程师的大拇指
在我同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交往密切的那些年里,送到我这位朋友那里请他解决的问题当中,只有两件是经我引介给他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的大拇指,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的疯病。在这两件案子里,后者也许为一个敏锐而有独创性的观察者提供了更好的用武之地,可是前者从一开头就那么离奇,细节又那么富有戏剧性,所以也许更值得记录下来,尽管它给我的朋友施展他那些推理方法的机会较少,而他正是靠这些推理方法取得了那么了不起的成果。我相信,这个故事已经在报纸上不止一次地登过了,可是,同所有这类叙述一样,在半栏铅字里en bloc地一口气登出来,远不如事实在你眼前慢慢展开、每一个新发现都成为通向全部真相的一步、谜团渐渐解开那样动人。当时,这些情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了两年,这个印象也几乎没有减弱。
我现在要概述的这些事情,发生在八九年夏天,那是在我结婚后不久。我已经回去行医,终于离开了福尔摩斯,让他一个人住在贝克街的寓所里,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去看他,偶尔甚至说服他放下他那放荡不羁的习惯,来我们家做客。我的诊所业务稳步增长,又因为我碰巧住得离帕丁顿车站不太远,所以车站的职员中也有几个人来找我看病。其中有一个人,我治好了他一种又痛又缠绵的病,他就不厌其烦地宣扬我的长处,凡是他能说得上话的病人,他都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
一天早上,快七点钟的时候,女仆敲门把我叫醒,说有两个人从帕丁顿来,正在诊室里等着。我急忙穿上衣服,因为凭经验我知道,铁路上的病人很少是小毛病,接着我就匆匆下楼。我下楼的时候,我的老相识,那个列车员,从诊室里走出来,随手把门关得紧紧的。
“我把他带来了,”他翘起大拇指往肩膀后面指了指,低声说,“他没事。”
“那么是怎么回事?”我问,因为看他那副神气,好像是在我的屋里关了一头什么怪兽。
“是个新病人,”他低声说,“我想我还是亲自把他带来的好;这样他就溜不掉了。他就在那里,平平安安的。我得走了,医生;我也有我的差使,跟您一样。”说完他就走了,这个可靠的招揽人,连让我谢谢他的工夫都没给。
我走进诊室,看见一位先生坐在桌旁。他穿着一套朴素的石楠色粗花呢衣服,一顶软布帽放在我的书上。他的一只手上缠着一块手帕,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血迹。他很年轻,我看不超过二十五岁,长着一张刚毅的男子汉的脸;可是他脸色非常苍白,给我的印象是,他正处在某种强烈的激动之中,要使出全部的意志力才能控制住。
“这么早把您叫醒,真是对不起,医生,”他说,“可是我夜里出了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来,在帕丁顿打听哪里能找到医生,一位好心人非常热情地把我送到这里来了。我给了女仆一张名片,可是我看她把它放在边桌上了。”
我把名片拿起来看了看。“维克多·哈瑟利先生,水力工程师,维多利亚街16A号(四楼)。”这就是我这位清早来客的姓名、职业和住址。“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我说着,在我的书房椅上坐下来,“我想,您刚坐了一夜的车,那本身就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
“哦,我这一夜可不能说是单调。”他说着,笑了起来。他笑得非常开心,笑声又高又响,仰靠在椅子上,笑得浑身发抖。我所有的医学本能都告诉我,这种笑声不对头。
“别笑了!”我叫道,“镇静一点!”我从一个玻璃水瓶里倒了一些水。
可是这没有用。他发作了一阵歇斯底里,一个坚强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大危机以后,往往会这样爆发出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常态,显得非常疲倦,脸色苍白。
“我出丑了。”他喘着气说。
“一点也不。把这个喝了。”我往水里倒了一些白兰地,他那没有血色的脸颊开始恢复了血色。
“好多了!”他说,“现在,医生,也许您能好心给我看看我的大拇指,或者应该说,看看我的大拇指原来所在的地方。”
他解开手帕,伸出手来。就连我这样久经锻炼的神经,看了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四根手指伸在那里,本该长大拇指的地方却是一片可怕的红色海绵状的创面。大拇指是被砍掉或者扯掉的,连根都没有了。
“天哪!”我叫道,“这伤得太可怕了。一定流了很多血。”
“是的,流了很多。被砍掉的时候我昏过去了,我想我一定昏迷了很长时间。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血还在流,就把手帕的一头紧紧地扎在手腕上,又用一根小树枝把它绞紧。”
“好极了!您本该当外科医生的。”
“您看,这是个水力学的问题,正好在我的本行之内。”
“这是用一种非常重、非常锋利的工具砍的。”我检查着伤口说。
“像切肉刀那样的东西。”他说。
“我想,是一次意外吧?”
“决不是。”
“什么!是有人行凶要杀您?”
“确实是下了毒手。”
“您真让我吓了一跳。”
我用海绵擦了擦伤口,把它清洗干净,敷上药,最后用药棉和石炭酸绷带包扎好。他仰靠在那里,一声不吭,虽然时不时地咬着嘴唇。
“怎么样?”我包扎完了问道。
“好极了!有了您的白兰地和绷带,我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我刚才非常虚弱,不过我也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
“也许您最好别谈这件事了。这显然很刺激您的神经。”
“哦,不,现在不要紧了。我得把我的遭遇告诉警察;可是,咱们私下说说,要不是我这个伤口是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要是相信我的话,我倒会感到奇怪呢,因为这件事太离奇了,而我又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它;而且,即使他们相信我,我能提供给他们的线索也那么模糊,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还是个问题。”
“哈!”我叫道,“如果这件事带有某种需要解决的难题的性质,我强烈建议您在去找官方警察以前,先去找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哦,我听说过这个人,”我的客人回答说,“如果他肯接手这件事,我会非常高兴,不过当然,我还是得去找官方的警察。您能替我写封介绍信给他吗?”
“我可以做得更好些。我亲自带您去见他。”
“那我就太感激您了。”
“我们叫一辆马车一起去。我们正好赶得上同他一起吃点早饭。您觉得身体吃得消吗?”
“吃得消;不把我的事讲出来,我心里是不会踏实的。”
“那么我让仆人去叫一辆马车,我马上就来。”我冲上楼去,向我妻子简单地说明了情况,五分钟以后,我就同我的新相识坐在一辆双轮马车里,朝贝克街驶去。
不出我所料,夏洛克·福尔摩斯穿着睡袍在他的起居室里闲逛,看着《泰晤士报》上的寻人启事栏,抽着他早饭前的那一斗烟,那是用前一天抽剩的烟丝和烟斗底的残渣凑成的,都仔细地烘干了,收集在壁炉台的一角上。他用他那种平静而亲切的态度接待了我们,叫人送来新鲜的咸肉片和鸡蛋,同我们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以后,他让我们的新相识躺在沙发上,在他头下垫了一个枕头,又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放了一杯掺水的白兰地。
“不难看出,您的经历很不寻常,哈瑟利先生,”他说,“请躺在那里,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把您能讲的告诉我们,累了就停下来,喝点提神的东西保持体力。”
“谢谢您,”我的病人说,“可是自从医生给我包扎以后,我已经觉得像换了一个人,我想您的早饭已经使我完全复原了。我尽可能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所以我马上就讲我那些奇特的经历。”
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大扶手椅里,眼皮沉沉地垂着,一副疲倦的神情,掩盖了他那敏锐而热切的本性,我坐在他的对面,我们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客人详细讲给我们听的这个奇怪的故事。
“你们要知道,”他说,“我是个孤儿,又是个单身汉,一个人在伦敦租房子住。我的职业是水力工程师,我在格林尼治那家有名的文纳与马西森公司当了七年学徒,在工作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两年前,我学徒期满,又因为我那可怜的父亲去世,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我就决定自己开业,在维多利亚街租了一间事务所。
“我想,每一个人第一次独立开业,都会觉得是一段沉闷的经历。对我来说,这段经历特别沉闷。两年里,我只有三次咨询和一件小活儿,这就是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全部东西。我的总收入是二十七镑十先令。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我都在我那间小屋里等着,最后我的心开始往下沉,我开始相信我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生意了。
“可是,昨天,我正想离开事务所的时候,我的办事员进来说,有一位先生等着要见我,说是有业务上的事。他还拿上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莱桑德·斯塔克上校’的名字。上校本人紧跟在他身后进来了,这个人身材比中等个子稍高一些,可是瘦得出奇。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瘦的人。他的整张脸都削尖成了鼻子和下巴,两颊的皮紧紧地绷在突出的骨头上。不过,这种消瘦似乎是他天生的样子,并不是由于什么疾病,因为他眼睛有神,步伐轻快,举止自信。他穿得朴素而整洁,至于年纪,我估计更接近四十,而不是三十。
“‘哈瑟利先生?’他说,带着一点德国口音,‘哈瑟利先生,有人向我推荐您,说您不仅精通本行业务,而且为人谨慎,能够保守秘密。’
“我鞠了一躬,听到这样的话,我同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感到受宠若惊。‘请问是谁这样夸奖我的?’
“‘嗯,也许眼下我还是不告诉您的好。我从同一个来源还听说,您是个孤儿,又是个单身汉,一个人住在伦敦。’
“‘一点不错,’我回答说,‘可是请原谅,我看不出这一切同我的业务资格有什么关系。我理解您是为了业务上的事想跟我谈谈吧?’
“‘当然是这样。不过您会发现,我说的话都是切中要害的。我有一项业务要委托您,可是绝对保密是非常必要的——绝对保密,您明白吗,当然,我们对一个独居的人比对一个生活在家庭怀抱里的人更能指望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答应保守秘密,’我说,‘您完全可以信赖我会做到。’
“我说话的时候,他非常严厉地盯着我,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疑、这样探究的眼睛。
“‘那么,您答应了?’他终于说。
“‘是的,我答应。’
“‘事前、事中、事后都绝对、完全保持沉默?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绝口不提这件事?’
“‘我已经向您保证过了。’
“‘很好。’他突然跳起来,像闪电一样冲到屋子那头,猛地把门打开。外面的过道里空无一人。
“‘这就好了,’他走回来说,‘我知道,办事员有时候对东家的事情很好奇。现在我们可以安全地谈了。’他把椅子拉得离我很近,又开始用同样探究的、若有所思的目光盯着我。
“这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人的这些古怪举动,使我心里开始产生一种厌恶感,还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就连我怕失去一个主顾的担心,也没能使我掩饰住我的不耐烦。
“‘先生,请您把您的事情说出来吧,’我说,‘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上天原谅我说了最后这句话,可是这句话就那么溜到嘴边了。
“‘干一夜的活,给您五十几尼,您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再好不过了。’
“‘我说是一夜的活,其实说一个钟头的活更确切些。我只想请您对一台出了毛病的水压冲压机提提意见。只要您告诉我们哪里出了毛病,我们自己很快就能把它修好。您觉得这样一项委托怎么样?’
“‘活儿似乎很轻,报酬却很丰厚。’
“‘正是这样。我们要您今晚坐最后一班火车来。’
“‘到哪里?’
“‘到伯克郡的艾福德。那是个小地方,靠近牛津郡的边界,离雷丁不到七英里。从帕丁顿有一班火车,大约十一点一刻能把您送到那里。’
“‘很好。’
“‘我会坐马车下来接您。’
“‘那么还要坐车?’
“‘是的,我们那个小地方完全在乡下。离艾福德车站足足有七英里。’
“‘那么我们半夜以前很难到那里了。我想不会有回来的火车了。我只好在那里过夜了。’
“‘是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给您搭个临时床铺。’
“‘那很不方便。我不能在一个更方便的时间来吗?’
“‘我们认为您最好晚一点来。正是为了补偿给您带来的种种不便,我们才付给您这样一个年轻的、没有名气的人一笔酬金,这笔钱足够请到你们这一行里最顶尖的人物提意见了。不过,当然,如果您想退出这笔生意,现在还有的是时间。’
“我想到了那五十几尼,想到它们对我会多么有用。‘一点也不,’我说,‘我很乐意照您的意思办。不过,我想更清楚一点地了解您要我做的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求您保守秘密,自然会引起您的好奇心。我不想在没有把一切都向您讲明以前,就让您承担什么义务。我想,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人偷听吧?’
“‘绝对没有。’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您大概知道,漂白土是一种很值钱的产品,在英格兰只有一两个地方才找得到?’
“‘我听说过。’
“‘不久以前,我在离雷丁不到十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小块地产——一块非常小的地产。我很幸运,发现我的一块田里有一个漂白土矿床。可是,经过勘查,我发现这个矿床比较小,它是左右两个大得多的矿床之间的连接部分——可是那两个矿床都在我邻居的地里。这些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土地里有同金矿一样值钱的东西。当然,趁他们发现土地的真正价值以前把它买下来,是对我有利的,可是不幸的是,我没有资本来做这件事。不过,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的几个朋友,他们建议我们悄悄地、秘密地开采我们自己那个小矿床,用这个办法挣到钱,好把邻居的田地买下来。我们这样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帮助我们干活,我们装了一台水压机。我已经说过,这台水压机出了毛病,我们想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出出主意。可是,我们非常小心地保守着我们的秘密,要是让人知道有水力工程师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很快就会引起人家的打听,那时候,要是事情泄露出去,我们就别想再得到那些田地、实现我们的计划了。所以我才要您向我保证,不把您今晚要去艾福德的事告诉任何人。我想我把一切都讲清楚了吧?’
“‘我完全明白了,’我说,‘我唯一不太明白的一点是,在开采漂白土的时候,你们能用水压机干什么,据我所知,漂白土是像砾石一样从坑里挖出来的。’
“‘啊!’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艺。我们把土压成砖块,这样运走的时候就不会暴露它们是什么东西。不过这只是一个细节。哈瑟利先生,现在我已经把我的秘密全都告诉您了,我已经向您表明我是多么信任您。’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那么,我就在艾福德等您了,十一点一刻。’
“‘我一定到。’
“‘对谁都一个字也别说。’他最后又用探究的目光久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他那只冰冷潮湿的手握了握我的手,就匆匆走出了房间。
“嗯,等我冷静下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一想的时候,你们俩都可以想到,对这项突然交给我的委托,我感到非常惊讶。一方面,我当然很高兴,因为这笔酬金至少比我要是给自己的服务定价的话会要的高出十倍,而且这笔订单还可能带来别的订单。另一方面,我这位主顾的面孔和举止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我也不认为他对漂白土的解释足以说明为什么必须让我半夜去,为什么他那么担心我会把这趟差事告诉别人。不过,我把一切担心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坐车到了帕丁顿,就出发了,关于守口如瓶的嘱咐,我是一字不差地照办了。
“在雷丁,我不但得换车厢,还得换车站。不过,我赶上了去艾福德的最后一班火车,十一点多钟到了那个灯光昏暗的小车站。在那里下车的乘客只有我一个,站台上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搬运工提着一盏灯笼,别的什么人也没有。可是,我穿过检票的小门往外走的时候,发现我早上见过的那个人正在另一边的暗处等着。他一句话也不说,抓住我的胳膊,急急忙忙把我推进一辆马车,马车的门一直开着。他把两边的车窗都拉上,在木板上敲了敲,马车就以马能跑的最快速度飞驰而去。”
“一匹马?”福尔摩斯插嘴问道。
“是的,只有一匹。”
“您注意到是什么颜色的吗?”
“注意到了,我上车的时候借着车边的灯光看见的。是一匹栗色马。”
“看上去是疲倦的还是精神饱满的?”
“哦,精神饱满,毛色发亮。”
“谢谢您。很抱歉打断了您。请接着讲您那非常有趣的经历吧。”
“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坐车至少走了一个钟头。莱桑德·斯塔克上校说过只有七英里,可是我想,从我们看起来的速度和花的时间来看,一定有将近十二英里。他一直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我不止一次朝他那边瞥一眼的时候,都发觉他正非常专注地看着我。那一带的乡间道路好像不太好,因为马车颠簸摇晃得厉害。我想往窗外看看,好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可是车窗是毛玻璃的,除了偶尔有路过的灯光模糊地一亮以外,我什么也看不清。我不时地冒昧说几句话,想打破旅途的单调,可是上校只用一两个字回答我,谈话很快就冷了下来。不过,最后,颠簸的道路变成了平滑的碎石车道,发出沙沙的声音,马车停了下来。莱桑德·斯塔克上校跳下车,我跟在他后面下车的时候,他一下子把我拉进了我们面前一个张着大口的门廊。可以说,我们是一步从马车里直接跨进了门厅,所以我连房子正面的一眼都没能瞥到。我一跨过门槛,门就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我隐隐约约听见马车驶走时车轮辘辘的声音。
“房子里面漆黑一片,上校摸索着找火柴,嘴里低声嘟囔着。突然,过道另一头的一扇门开了,一道长长的金色光线朝我们射过来。光线越来越宽,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盏灯出现了,她把灯举过头顶,脸往前探着,打量着我们。我看得出她很漂亮,灯光照在她的深色衣服上闪闪发亮,我知道那是一种很贵重的料子。她用一种外国话说了几句,语气好像是在问什么问题,我的同伴粗声粗气地用一个字回答了她,她吓得猛地一惊,灯差点从手里掉下来。斯塔克上校走到她跟前,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把她推回她出来的那个房间,自己手里拿着灯,又向我走过来。
“‘也许您能劳驾在这个房间里等几分钟。’他一边说一边推开另一扇门。那是一个安静的、朴素的小房间,中间有一张圆桌,桌上散放着几本德文书。斯塔克上校把灯放在门边一架小风琴的顶上。‘我一会儿也不会让您等的。’他说,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看了看桌上的书,虽然我不懂德文,我还是看得出其中两本是科学论著,其余的都是诗集。接着我走到窗前,希望能看一眼外面的乡间景色,可是窗上合着一扇橡木百叶窗,牢牢地闩着。这是一座寂静得出奇的房子。过道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座旧钟在嘀嗒嘀嗒地响着,除此以外,一切都死一般寂静。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开始悄悄地袭上我的心头。这些德国人是什么人,他们住在这个奇怪的、偏僻的地方干什么?这个地方又在哪里?我只知道我离艾福德十英里左右,可是在北面、南面、东面还是西面,我一点也不知道。说起来,雷丁,也许还有别的大城镇,都在这个半径以内,所以这个地方说到底也许并不那么偏僻。可是,从这种绝对的寂静来看,可以十分肯定我们是在乡下。我在屋里走来走去,低声哼着一支曲子给自己壮胆,觉得我这五十几尼的酬金确实挣得不容易。
“突然,在一片死寂之中,事先没有任何声音,我房间的门慢慢地开了。那个女人站在门口,身后是黑暗的门厅,我那盏灯的黄色光线照在她那张急切而美丽的脸上。我一眼就看出她怕得要命,这情景使我自己的心也凉了。她竖起一根发抖的手指,示意我不要出声,又飞快地低声对我说了几句不连贯的英语,眼睛像受了惊的马一样往后瞟着她身后的黑暗。
“‘我要走,’她说,在我看来,她是在竭力想平静地说话,‘我要走。我不该待在这里。这里没有好给你做。’
“‘可是,夫人,’我说,‘我来要做的事还没有做。我没有看到那台机器以前,是不可能离开的。’
“‘不值得你等,’她接着说,‘你可以从门出去;没有人拦。’接着,看见我笑着摇头,她突然抛开了拘束,向前跨了一步,双手绞在一起。‘看在上天的分上!’她低声说,‘趁还来得及,离开这里吧!’
“可是我生性有点固执,越是有障碍,就越想插手去干。我想到了我那五十几尼的酬金,想到了我那令人厌倦的旅途,想到了好像就在我面前的那个不愉快的夜晚。难道这一切都白费了吗?我为什么要在没有完成我的委托、没有拿到我应得的报酬以前就偷偷溜走呢?说不定这个女人是个偏执狂呢。所以,虽然她的态度使我心里发慌,程度超过了我愿意承认的,我还是装出一副坚定的样子,摇了摇头,表明我打算留在原地。她正要再恳求我,楼上一扇门砰地关上了,楼梯上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她听了一会儿,绝望地举起双手,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新来的是莱桑德·斯塔克上校和一个又矮又胖的人,他那双下巴的褶缝里长出一把毛丝鼠皮毛那样的银灰色胡子,上校介绍说他是弗格森先生。
“‘这是我的秘书兼经理,’上校说,‘对了,我记得我刚才离开的时候是把这扇门关上的。恐怕您被风吹着了吧。’
“‘恰恰相反,’我说,‘是我自己把门打开的,因为我觉得屋里有点闷。’
“他又用他那种怀疑的目光瞥了我一眼。‘那么,我们最好还是谈正事吧,’他说,‘弗格森先生和我带您上去看看那台机器。’
“‘我想我最好戴上帽子。’
“‘哦,不用,机器就在房子里。’
“‘什么,你们在房子里挖漂白土?’
“‘不,不。这里只是我们压土的地方。不过别管这个了。我们只希望您检查一下机器,告诉我们它出了什么毛病。’
“我们一起上了楼,上校拿着灯走在前面,胖经理和我跟在他后面。这是一座迷宫似的老房子,到处是走廊、过道、狭窄的螺旋形楼梯和又小又矮的门,门槛都被一代又一代走过的人踩得凹了下去。一楼以上没有地毯,也看不到任何家具,墙上的灰泥在剥落,潮气透出来,形成一块块不卫生的绿色斑痕。我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我并没有忘记那位女士的警告,虽然我没有理会它,我还是密切地注意着我的两个同伴。弗格森看来是个阴郁沉默的人,可是从他说的那几句话里,我听得出他至少是我的同胞。
“莱桑德·斯塔克上校终于在一扇矮门前停了下来,他打开了门锁。里面是一个方形的小房间,我们三个人很难同时进去。弗格森留在外面,上校领我进去。
“‘我们现在,’他说,‘实际上是在水压机的里面,要是有人把它开动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可就特别不妙了。这个小房间的天花板其实就是下降的活塞的端面,它以好几吨的力量压到这块金属地板上来。外面有几根小小的侧面水柱,承受着这个力,并且以您熟悉的方式把它传递和放大。机器运转得还算顺当,可是工作起来有点不灵活,而且失去了一点力量。也许您能好心把它检查一下,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修好。’
“我从他手里接过灯,非常彻底地检查了这台机器。它确实非常巨大,能够产生极大的压力。可是,当我走到外面,压下控制它的操纵杆的时候,我一听那嗖嗖的声音,就立刻知道有一点轻微的泄漏,使水从一个侧缸里倒流回去。检查表明,套在一根传动杆头上的一个橡皮圈收缩了,没有完全填满传动杆在里面运动的那个槽座。这显然就是失去动力的原因,我把这一点指给我的同伴们看,他们非常仔细地听着我的话,还提了几个实际的问题,问他们该怎样着手修好它。我向他们讲清楚以后,又回到机器的主室里,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把它好好地看了看。一眼就看得出来,漂白土的故事纯粹是捏造的,因为要是以为这么强大的一台机器是为了这么一个不相称的用途设计的,那就太荒唐了。墙壁是木头的,可是地板却是一个大铁槽,我仔细一看,发现上面满是一层金属沉积物的硬壳。我正弯着腰刮这层东西,想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忽然听见有人用德语低声惊叫了一声,看见上校那张死人一样的脸正在往下看着我。
“‘您在那里干什么?’他问道。
“他用那么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骗了我,我感到很生气。‘我在欣赏你们的漂白土,’我说,‘我想,要是我知道这台机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我就能更好地就你们的机器给你们出主意了。’
“我刚说出这句话,就后悔自己说话太冒失了。他的脸色变得冷酷起来,灰色的眼睛里闪出一道凶光。
“‘很好,’他说,‘您会知道这台机器的一切的。’他向后退了一步,砰地关上小门,在锁里转动了钥匙。我冲到门前,拉门把手,可是门锁得牢牢的,我又踢又推,它一点也不动。‘喂!’我大喊,‘喂!上校!放我出去!’
“接着,突然,在寂静中我听到了一种声音,吓得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里了。那是操纵杆的当啷声和漏水的水缸发出的嗖嗖声。他已经把机器开动了。那盏灯还放在我检查铁槽时放的地板上。借着灯光,我看见黑色的天花板正朝我压下来,慢慢地,一顿一顿地,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它的力量一分钟之内就一定会把我碾成一摊不成形的肉酱。我尖叫着朝门扑过去,用指甲抠着门锁。我哀求上校放我出去,可是操纵杆无情的当啷声淹没了我的叫喊。天花板离我的头只有一两英尺了,我举起手就能摸到它那坚硬粗糙的表面。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死时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以什么姿势迎接死亡。如果我脸朝下趴着,重量就会压在我的脊梁骨上,一想到那可怕的咔嚓一声,我就浑身发抖。也许另一种姿势要好受些;可是,我有没有胆量躺在那里,仰望着那个致命的黑影晃晃悠悠地朝我压下来呢?我已经站不直身子了,这时我的眼睛看到了一样东西,使我心里又涌起了一股希望。
“我说过,虽然地板和天花板是铁的,墙壁却是木头的。我最后匆匆向四周看了一眼,看见两块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黄色光线,随着一块小镶板被推到后面,光线越来越宽。有一会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真的有一扇通向生路的门。接着我就从那里扑了过去,半昏迷地躺在另一边。镶板在我身后又关上了,可是灯被压碎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是两块金属板相撞的当啷声,告诉我我是多么侥幸地逃了出来。
“有人拼命地拉我的手腕,我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条狭窄走廊的石头地上,一个女人俯身在我身上,左手使劲拉着我,右手拿着一支蜡烛。她就是我曾经那么愚蠢地拒绝了她的警告的那位好朋友。
“‘来!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他们会看到你不在那里。哦,别浪费这个那么宝贵的时间,来啊!’
“这一次,至少,我没有轻视她的忠告。我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跟着她沿着走廊跑去,又跑下一道螺旋形的楼梯。楼梯通向另一条宽阔的过道,我们刚到那里,就听见奔跑的脚步声和两个人的叫喊声,一个在我们所在的那层楼上,另一个在下面一层楼上,一呼一应。我的向导停下来,向四周看着,像是一个束手无策的人。接着她推开一扇门,门里是一间卧室,月光正从卧室的窗户明亮地照进来。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她说,‘是高,可是也许你能跳它。’
“她正说着,过道的另一头出现了灯光,我看见莱桑德·斯塔克上校那瘦削的身影冲了过来,一只手提着一盏灯笼,另一只手拿着一件像屠夫的切肉刀那样的凶器。我冲过卧室,推开窗户,往外看。月光下的花园显得多么宁静、多么甜美、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离地面不会超过三十英尺。我爬到窗台上,可是我犹豫着没有跳,想先听听我的救命恩人和追赶我的那个暴徒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她受到虐待,那么我决心不顾一切危险回去帮助她。这个念头刚在我脑子里一闪,他就到了门口,要从她身边挤过去;可是她用双臂抱住他,想把他拉住。
“‘弗里茨!弗里茨!’她用英语叫道,‘记住上一次以后你的诺言。你说过不会再有了。他会不说的!哦,他会不说的!’
“‘你疯了,埃莉斯!’他一边喊,一边挣扎着想挣脱她,‘你会把我们都毁了的。他看到的太多了。让我过去,听见没有!’他把她甩到一边,冲到窗前,用他那件沉重的凶器朝我砍来。我已经松开身子,两手吊在窗台上,这时他这一下砍了下来。我感到一阵隐隐的疼痛,手一松,就掉进了下面的花园里。
“我摔得浑身发震,可是没有受伤;所以我爬起来,拼命往灌木丛里跑,因为我知道我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可是,正跑着,我突然感到一阵要命的头晕恶心。我低头看了看那只一跳一跳地痛着的手,这才第一次看见我的大拇指已经被砍掉了,血正从伤口里涌出来。我想用手帕把它扎起来,可是耳朵里突然嗡嗡作响,接着我就昏倒在玫瑰丛中,人事不省了。
“我昏迷了多久,我说不清。一定是很长时间,因为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明亮的早晨正在来临。我的衣服全被露水浸湿了,上衣的袖子被我那受伤的大拇指流的血浸透了。伤口的刺痛一下子使我想起了那一夜冒险的全部细节,我跳了起来,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摆脱追赶我的人。可是,我向四周一看,使我惊讶的是,房子也好,花园也好,全都看不见了。我原来躺在紧挨着大路的树篱的一个角落里,稍往下一点有一座长长的建筑,我走近一看,原来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到达的那个车站。要不是我手上那个难看的伤口,在那几个可怕的钟头里发生的一切,也许只是一场噩梦。
“我迷迷糊糊地走进车站,打听早班火车。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一班去雷丁的车。我发现值班的还是我到的时候在那里的那个搬运工。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莱桑德·斯塔克上校。他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他前一天晚上有没有看见一辆马车在等我?不,他没有看见。附近有没有警察局?大约三英里以外有一个。
“我又虚弱又难受,那么远的路我走不了。我决定等回到城里以后再把我的遭遇告诉警察。我到的时候是六点多一点,所以我先去包扎伤口,后来医生好心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把这个案子交给您,您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听完这个离奇的叙述以后,我们俩都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接着,夏洛克·福尔摩斯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厚厚的剪贴簿,他的剪报就贴在这种本子里。
“这里有一则广告,您会感兴趣的,”他说,“大约一年前,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过。听听这个:‘本月九日,水力工程师杰里迈亚·海林先生失踪,现年二十六岁。当晚十时离开寓所,此后杳无音讯。失踪时身穿’等等,等等。哈!我想,那就是上校上一次需要检修他的机器的时候。”
“天哪!”我的病人叫道,“那么那个姑娘说的话就可以解释了。”
“毫无疑问。很明显,上校是个冷酷而不顾一切的人,他下定了决心,绝不让任何东西妨碍他那小小的勾当,就像那些十足的海盗一样,劫了一条船,就不留一个活口。好了,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所以,如果您觉得身体吃得消,我们马上就到苏格兰场去,作为动身去艾福德的第一步。”
大约三个钟头以后,我们一起坐上了火车,从雷丁开往伯克郡的那个小村子。同行的有夏洛克·福尔摩斯、那位水力工程师、苏格兰场的布雷兹特里特督察、一个便衣警察和我。布雷兹特里特在座位上摊开一张这个郡的军用地图,正忙着用圆规以艾福德为圆心画一个圆圈。
“就是这样,”他说,“这个圆圈是以那个村子为圆心、十英里为半径画的。我们要找的地方一定就在这条线附近。我想您说的是十英里吧,先生。”
“坐车足足走了一个钟头。”
“您认为您昏迷以后,他们把您一路送回来了?”
“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我也模模糊糊记得自己被人抬起来,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明白的是,”我说,“他们发现您昏倒在花园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放过您。也许是那个女人的恳求使那个恶棍心软了。”
“我看不大可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比那更冷酷无情的脸。”
“哦,这一切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的,”布雷兹特里特说,“好了,我已经画好了圆圈,我只希望知道我们要找的那伙人在这个圆圈的哪一点上。”
“我想我能指出来。”福尔摩斯平静地说。
“真的吗!”督察叫道,“您已经有了看法了!好吧,我们来看看谁同意您的看法。我说是在南边,因为那边比较荒凉。”
“我说是东边。”我的病人说。
“我主张西边,”那个便衣警察说,“那边有好几个安静的小村子。”
“我主张北边,”我说,“因为那边没有山,而我们的朋友说他没有注意到马车上过坡。”
“好啊,”督察笑着叫道,“意见真是五花八门。我们把东南西北都占全了。您这决定性的一票投给谁呢?”
“你们全都错了。”
“可是我们不可能全错。”
“哦,可能的。这就是我选的点。”他把手指放在圆圈的中心,“我们会在这里找到他们。”
“可是坐了十二英里的车呢?”哈瑟利倒抽了一口气说。
“去六英里,回来六英里。再简单不过了。您自己说过,您上车的时候,那匹马精神饱满,毛色发亮。如果它在难走的路上跑了十二英里,怎么会是那样呢?”
“确实,这很可能是个诡计,”布雷兹特里特若有所思地说,“当然,这伙人是干什么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了。”
“毫无疑问,”福尔摩斯说,“他们是大规模的伪币制造者,用那台机器来压制代替白银的合金。”
“我们早就知道有一伙狡猾的家伙在干这种勾当,”督察说,“他们成千成千地制造半克朗的假币。我们甚至追踪到了雷丁,可是再也追不下去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踪迹掩盖得很巧妙,看得出是老手。可是现在,多亏这个幸运的机会,我想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抓住了。”
可是督察想错了,因为那些罪犯命中注定不会落入法网。我们的火车驶进艾福德车站的时候,看见附近一小片树丛后面冒起一股巨大的烟柱,像一根巨大的鸵鸟羽毛一样悬在那一带的上空。
“房子着火了?”火车喷着汽又开走以后,布雷兹特里特问道。
“是的,先生!”站长说。
“什么时候着起来的?”
“我听说是在夜里,先生,可是火越烧越大,整个地方都烧起来了。”
“是谁的房子?”
“贝歇尔医生的。”
“请告诉我,”工程师插嘴说,“贝歇尔医生是不是一个德国人,很瘦,长着一个又长又尖的鼻子?”
站长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不,先生,贝歇尔医生是个英国人,全教区没有一个人的背心比他的衬得更厚实了。不过他家里住着一位先生,听说是个病人,是个外国人,看他那样子,吃点伯克郡的好牛肉对他可没有坏处。”
站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就都急急忙忙朝着起火的方向赶去了。道路越过一座小山冈,我们前面是一座刷着白灰、占地很广的大房子,每一条缝隙、每一扇窗户都在往外喷火,房前的花园里,三台消防车正徒劳地想把火势压下去。
“就是这里!”哈瑟利极其激动地叫道,“那就是碎石车道,那就是我躺过的玫瑰丛。那第二扇窗户就是我跳下来的那一扇。”
“好了,至少,”福尔摩斯说,“您已经对他们报了仇了。毫无疑问,是您那盏油灯在水压机里被压碎以后,把木头墙壁引着了,不过他们当时一心追赶您,无疑太激动了,没有注意到。现在在这群人里好好留神,看看有没有您昨晚的那几位朋友,不过我很担心,他们现在已经在足足一百英里以外了。”
福尔摩斯的担心果然成了事实,因为从那天到现在,那个美丽的女人、那个阴险的德国人和那个阴郁的英国人,都再也没有一点消息。那天清早,一个农民遇见一辆大车,载着几个人和几只很大的箱子,朝雷丁的方向飞快地驶去,可是逃犯们的一切踪迹就到此为止了,就连福尔摩斯那样足智多谋,也始终没能找到他们下落的一丝线索。
消防队员们发现房子里面的布置很奇怪,感到非常不安,又在三楼的一个窗台上发现了一个刚刚砍下来的人的大拇指,就更加不安了。不过,大约日落的时候,他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扑灭了大火,可是在那以前,屋顶已经塌了,整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除了一些扭曲的圆筒和铁管以外,那台使我们这位不幸的相识付出了如此惨重代价的机器,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在一间外屋里发现了大量储存的镍和锡,可是一枚硬币也没有找到,这也许可以说明前面提到过的那几只大箱子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位水力工程师是怎样从花园被送到他恢复知觉的那个地方的,本来可能永远是个谜,可是松软的泥土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他显然是被两个人抬下去的,其中一个人的脚特别小,另一个人的脚特别大。总的来看,最有可能的是,那个沉默的英国人不如他的同伴那么大胆,或者没有他那么凶残,他帮着那个女人把这个昏迷的人抬到了安全的地方。
“唉,”我们坐下来准备再回伦敦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懊丧地说,“这件事让我好倒霉!我丢了大拇指,又丢了五十几尼的酬金,我得到了什么呢?”
“经验,”福尔摩斯笑着说,“您知道,间接地,它可能是有价值的;您只要把它讲出来,就可以在您的余生中赢得一个谈话有趣、是个好伙伴的名声。”
Translation by Classica Labs,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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